解构新疆镇压：中共党国如何治疆？（全）

时间：2021-11-12 来源：ASPI 作者：许秀中雷国俊达莉娅条评论

“未发现其他异常情况”

2018年11月11日上午10点30分左右，乌鲁木齐市新民西街居委会 [83] 的工作人员护送两名居民到“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即再教育营）参加19岁的阿纳依提·阿布力孜的审判。一份警方文件指出这两名男子是阿布力孜的父亲和兄长， [84] 年龄分别为52岁和24岁。 [85]

量刑听证会在一小时后开始。阿布力孜和他的家人坐在一张长桌边，对面是四名居委会工作人员。当地检察院（相当于中国的公诉机关）的四名代表坐在“主席台”上。这场名为“两告知一宣讲”的听证会旨在“告知学员参与恐怖活动、极端主义活动的性质，宣讲党和政府依法宽大处理的政策”。 [86]

阿布力孜得知自己将被判处三年监禁，原因是他在2017年使用过一个名为“快牙”的文件共享程序，以及虚拟专用网络（VPN）。 [87] 警方文件写道：“对于此判决，阿纳依提·阿布力孜表示使用‘快牙’软件他承认，但是他没有使用过翻墙软件，并且没有出示他使用翻墙软件的证据，对此判决他表示不服，存在异议。在阿纳依提·阿布力孜家人亲属的劝解下，最终他在告知书上签字。”

文件下一段写道，阿布力孜的父亲和兄长“听完告知内容后情绪稳定”，未向阿布力孜透露他的母亲已被“收教”的情况。

文件结尾写道：“未发现其他异常情况。”
图8：乌鲁木齐水磨沟区的一座小区，阿布力孜家就在这附近。

来源：拍卖公告 / 新疆嘉盛拍卖有限公司（链接）

在中国城市地区，“社区”指几百到几千居民居住的地方。根据法律规定，居民委员会或社区居委会是居民自治组织， [88] 但它同时也是党组织结构的最低层。居委会在农村的对应机构是村民委员会。 [89]

在社会主义单位制度和农村公社瓦解后，居/村委会成为后毛泽东时代的地方控制机构，帮助加强中国领导人口中的“基层治理”。 [90] 中国前主席胡锦涛推动村委会通过竞争性地方选举进行更有效的自我管理，而习近平则试图通过模仿毛泽东的群众动员手段来实现党对基层更直接的控制。

1963年，毛时代的“枫桥经验” [91] 曾令当时的工作单位和公社大队靠动员群众来打击和改造所谓隐藏在人民中间的“敌人”。 [92] 如今，习模仿这一“经验”， [93] 广泛利用居委会和村委会来扩大党在基层的能见度和控制力，以防止任何不稳定因素的产生。 [94] 基层动员工作已经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地区铺开。新冠疫情期间，新疆以外一些地区的居委会不让旅行回来的居民回到自己的家，这种独断的抗疫方式受到许多批评。 [95]

中国其他地区的基层治理仍在建设中， [96] 但在新疆，以社区为基础的控制机制得到了五项并行的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检验和巩固。结合人工和自动的监控工具，当局将社区划分为小至十个家庭的微型治安单位，对居民进行归纳（profile）并先发制人地针对某些人（主要是少数民族），使他们在自己家里也无法拥有隐私和安全感。 [97] 这些政策也针对其他被认为对稳定构成威胁的新疆居民，比如那些购买过高风险金融产品的居民，以及一名曾经参与过核试验的退伍军人。 [98]

在新疆，家庭、邻居和居委会的含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两场运动中，许多居委会干部据报穿着军装， [99] 党员和普通居民都被动员起来执行情报和治安任务。这种将执法权重新分配给平民和民间团体的做法模糊了平民和干部、受害者和施害者之间的界限。 [100] 维吾尔诗人塔希尔·哈木提·伊兹格尔（Tahir Hamut Izgil）在再教育运动刚开始的几个月里居住在乌鲁木齐，他写道：

“人们最终感到自己仿佛是警方的一部分，有一种互相监视和报告的味道。他们时刻准备抗击敌人，同时也时常感到自己就是敌人。我开始在我周围的人、甚至我自己身上隐约感觉到这一点。” [101]
图9：2019年，一名被派往莎车县的“访惠聚”干部表示，干部“入户走访”至少要有两名全副武装的保安人员陪同。

来源：在三年的驻村工作中磨练意志，锤炼党性，锻造灵魂 / 古道西风（链接）
3.1 警务室

2012年的一项政策规定，在新疆每个社区和村庄都要有一个警务室，其中至少有一名警察24小时住在警务室里，另有三名辅警担任助手。 [102] 到2018年，新疆共有9000多个警务室，其中7400个位于农村，2100个位于城市社区——一共配备了约10700名警察、30870名辅警和48010名民兵。 [103] 此外，自2016年底以来，新疆还新建了数千个警察关卡，称为“便民警务站”。 [104]
3.2 网格化管理

网格化管理制度将社区划分为小型地理和行政单元，于2004年首先在北京实行，2012年广泛用于新疆。 [105] 在每个单元中，一名网格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收集信息，并向居/村委会和警方报告可能存在的问题。 [106] 网格化管理的政治目的分为两个方面：扩大党在基层的影响力、加重社区的警卫设施。 [107]
3.3 “访惠聚”

“访惠聚”始于2014年，是一项政府授权的项目，将官员和一些平民（大部分是汉人）动员起来到维吾尔人和其他原住民家里访问或居住。 [108] 官员们与这些家庭“认亲”，对他们进行思想灌输和监视，也有权决定是否把这家的成员送入再教育营（详见第7.3章节）。 [109]
3.4 “三位一体”工作机制

本文是英文世界关于“三位一体”工作机制最早的报道。这一机制始于反恐运动开始之时，后来在新疆全境实施。它确保每个社区和村庄都由居委会或村委会官员、警察和“访惠聚”工作队共同管理。 [110] 据报道，习近平在2014年视察新疆期间对该机制给予了高度评价。 [111]

“三位一体”机制和1968年前后成立的“革命居民委员会”高度相似。“革命居民委员会”是由党员干部、军队代表和群众代表组成的，在实际上构成了国家权力的最底层，并控制着居民的行动，房屋的卫生、装饰和人们的穿着。“革命居民委员会”最终造成了居民间人际关系的恶化，南京师范大学讲师陈辉写道，甚至“病态化”。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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