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新疆镇压：中共党国如何治疆？（全）

时间：2021-11-12 来源：ASPI 作者：许秀中雷国俊达莉娅条评论

以往的运动仪式也回来了。新疆有的官员因为背不出陈全国的语录而受罚， [52] 居民们被要求齐喊对党忠诚的口号，并祝愿习近平主席身体健康。 [53]
图5：阿克苏地区阿合雅镇官员宣布，在农牧民中推进对党感恩教育。

阿合雅镇召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推进会暨在农牧民党员中开展“三感恩、三祝愿” 活动启动仪式 / 阿合雅镇微信公众号（阿合雅零距离） 2017年6月14日（链接）

2014年，习近平曾亲自下令让新疆的官员使用毛时代手段，鼓励邻里相互告密。 [54] 此后，新疆各地纷纷举行“揭批” [55] 和被称为“发声亮剑”的公开效忠宣誓仪式， [56] 以及大规模“公判大会”。 [57] , [58] 在公判大会中，嫌疑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游街示众并判刑。 [59] 这种群众性的政治作秀在1988年被取缔，此后在中国其他地方偶尔出现时也饱受谴责。 [60] 历史学教授余凯思（Klaus Mühlhahn）曾在2010年写道，公判大会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刑事司法中最具争议的因素”之一，使中国无法靠近国际水准。 [61]

中共高层官员从一开始就视新疆2014年反恐运动为一场政治运动。2014年8月，时任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场运动“决不是打几个暴恐分子的事，而是一场反分裂、反渗透、反颠覆的严肃政治斗争”。 [62]

运动式治理是一种紧急状态下的治理方式，需要集中资源、动员群众并暂停常规的官僚职能。 [63] 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前，许多学者认为尽管运动式治理持续存在于中国的政策制定中，那些以巩固政治忠心为目的群众运动已基本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更受控制的、精心管理的运动，目的多为促进经济发展。 [64]

但是在新疆，中共再度使用大规模政治运动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造，以人工制造出忠诚、服从和稳定。与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和1983年的“严打”运动相比，新疆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沿着民族和宗教两条线展开；期间共产党的实力、资源和权力都远大于从前，并拥有着卓越的监控技术。同时，运动中的新疆仍和世界紧密相连。
图6：中国企业威视讯达为新疆政法委反恐维稳指挥部提供解决方案，将“一体化研判中心”与各级监控和协调机制连在一起。

政法委反恐维稳指挥部解决方案 / 威视讯达（来源）

在新疆也在全国，中共党国表现出一种对大规模政治运动条件反射式的依赖。许多学者认为，运动式治理是当代中国政策制定的一个核心特征。 [65] 社会学家冯仕政视运动式治理为中共革命历史的遗产。冯指出，运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党的领导人认为他们的想法具有先进性，因而有责任将更好的思想直接“灌输”进民众脑中。 [66] 法学教授郎佩娟则将当局频繁进行运动称为一种“政治习惯”或“迷信”。 [67]

社会学家周雪光在2017年撰文指出，运动式治理和“常态化治理”这两种对立的手段长期在中国交替并存。 [68] 运动可以被看作一种工具：当党国认为庞大的官僚机器出了问题时，会采用运动的方式来纠正。周雪光称，在中共70年统治当中，许多官僚结构为适应了运动的需要而变化，一些运动手段也转变成了常规。

经济管理学副教授李辉有着类似的看法，她认为政治运动最终反映的是党国所期待的治理结果与当前行政能力之间的差距。她在2017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持续有效性的常规治理是一种理想状态，可以无穷接近，但并不能完全实现。与之相比，运动式治理的存在就现阶段而言可能是一种常态。” [69] 在哈佛大学研究中国政治历史的美国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和德国汉学家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称运动式治理为“游击式政策风格”，特点是“秘密、多变、迅速和意外”，与“政治问责、法律一致、程序稳定的民主规范”形成明显的反差。 [70]

理论上而言，毛泽东之后的每一位中国领导人，包括邓小平 [71] 、江泽民 [72] 和胡锦涛 [73] ，都对政治运动持相似的消极态度。习近平的直系亲属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历了监禁、再教育、死亡和酷刑折磨 [74] ，他本人曾批评运动“劳民伤财”。1980年代，据说习曾问同事：“咱们国家在这方面吃的亏还少吗？” [75]
图7：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文革期间被游街“批斗”。

鲍彤忆文革：习仲勋是毛泽东“大大的受害者” / 美国之音 2021年5月（来源）

在大规模创伤和伤害的循环往复中，新疆的运动带有习近平的印记。在2014年至2020年期间，习近平至少三次在讲话中宣称“中央关于新疆工作的大政方针完全正确”，“必须长期坚持”。 [76]

七年过去了。共产党对维吾尔人的打压并没有像过去许多运动一样几年后就失去动力。 [77] 相反，当局试图永久地重塑新疆社会，并在2021年底前达到“全面稳定”的完美状态。这与周雪光的理论相符，即运动式治理可以过渡转化成为新的常规。 [78]

当地居民也担心这些运动可能已经成为新疆生活的新现实。“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六年，”来自新疆的汉族留学生孟优（Meng You，音）在2020年对人类学家白道仁（Darren Byler）表示，“所以感觉它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尽管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每个人都不高兴。” [79]
第三章：基层统治力

2019年，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和其他新疆公安部门使用的数据库泄露，记者耶尔·格劳尔 [80] 获得了数千份警方文件，她随后与ASPI分享了文件的访问权限。

在众多文件中，本章重点关注一个维族家庭和他们社区的故事，以探讨新疆的运动里党国政权力量如何前所未有地贯穿进新疆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个家庭的遭遇是新疆基层动员的一个缩影。在基层动员的过程中，名义上服务居民的志愿组织社区居委会 [81] 演变为一个颇有权力的警方机关。如今它的新职能包括为维吾尔居民发放旅行许可证， [82] 在居民家中监督他们的行动和情绪，将一些居民送入再教育营，并对被拘留者的亲属进行类似于软禁的“社区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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