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最强大的捷径是情绪。
评估冠状病毒带构成的危险极其困难;即使是科学家也不确定。但是,我们的大脑似乎用一种更容易的方式:将情绪直觉反应转化为我们自以为合理的结论,即使它与坚实的数据相悖。
“我们头脑中的世界并非现实的精确复制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他2011年的书中写道。“我们面前的信息的普遍性和情感强度,会左右我们对事件发生频率的判断。”
博斯特罗姆说,在极端情况下,这可能导致“挤出效应”(crowding-out effect),因为我们的情绪冲动压倒了我们的认知能力。冠状病毒触击到了这些诱发因素,力度通常很强。
其中一个是恐惧。
如果一个风险看起来特别痛苦或令人不安,人们往往会提高这种风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几率的估计。关于冠状病毒的报道通常带有令人不安的图像:不卫生的食品市场,整座城市的封锁和人满为患的医院。
另一个触发因素是人们尚未完全了解病毒的威胁。它越不为人所知,就会有越多的人担心它,并高估它的威胁。
令人感到失控的威胁,例如失控的疾病暴发,会引发类似的反应,导致人们寻求重新实施控制,例如囤积物资。
我们自愿承担的风险或至少感到自愿的风险,通常被认为是低于实际风险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人们把危险视为一个选择,那么危险会增加一千倍。
如果这个数字听起来很高,那么想想开车,这种危险绝大多数是自愿承担的,每年会导致4万多美国人丧生。但是恐怖主义是一种我们被迫面临的威胁,造成的死亡人数不到100。
有无数合理的原因使恐怖主义比交通死亡更能引起人们的强烈反响。同样,快速传播且人们知之甚少的病毒暴发相对于熟悉的流感也是如此。
心理学家说,这正是重点。
“所有这些事情都影响着我们的感觉,”斯洛维奇说。“这就是我们经受威胁的表现。不是风险的统计,而是风险的感觉。”
做出选择
北京人迹寥寥的街道。 Jason Lee/Reuters
所有这些情绪都可以产生现实后果。
参考人们对1979年宾夕法尼亚州三英里岛核电站部分熔毁的反应。虽然该事件没有造成死亡,但它导致公众要求从核电转向化石燃料,而后者被认为单单
是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就导致了每年超过数千人过早死亡。
这种计算使老派经济学家感到困惑,他们认为这是非理性的。一位杰出的核电专家称其为“疯狂”。
但这也有助于建立人们如何衡量风险的新心理模型。
斯洛维奇说:“我们的感觉并不太会做算术。”
在判断低概率、高风险威胁,例如核战争、恐怖主义,或死于冠状病毒或流感时,尤其如此。
斯洛维奇说,我们的头脑要不就是倾向于将概率“基本上舍入为零”,继而反应不够,要不就是专注于最糟糕的结果,这“让我们产生强烈的感觉,于是反应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