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宗教威望调解纠纷是饮鸩止渴

时间：2026-10-25 来源：微博作者：习五一条评论

#政教分离#【习五一：《靠宗教威望解纠纷是饮鸩止渴》——政教分离系列评论之三十九；#雪菲随笔# 摘要：靠宗教威望解纠纷是饮鸩止渴！这种风险平时隐蔽，一旦遇到舆情事件、利益冲突，就可能被放大，冲击民族团结和基层稳定。很多地方过往的治理教训已经证明，凡是不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把宗教权威制度化嵌入公共治理的做法，后期纠错成本极高。】

习五一：《靠宗教威望解纠纷是饮鸩止渴》——政教分离系列评论之三十九

基层矛盾多元化解，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向。四川西昌在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报告中提出打造包含回族阿訇参与矛盾化解在内的一批调解品牌，初衷是依托本土熟人社会资源、降低纠纷化解成本、提升矛盾处置效率。

这项实践表面看是柔性治理的创新尝试，但这种制度设计涉嫌违反政教分离的原则，潜藏长期治理风险，必须从法理、实践、长远治理三个层面审慎辨析。

从宪法原则来看，我国实行严格的政教分离制度。宪法明确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同时划定刚性底线：宗教不得干预国家行政、司法等公权力运行。

矛盾调解尤其是官方主导的基层纠纷化解工作，属于公共治理范畴，是政府履行社会治理职能的延伸，具备公共事务属性。当地方官方把阿訇这类宗教教职身份直接绑定进官方调解品牌，实质上是在制度层面把宗教身份变成基层调解的固定功能性角色。

这和民间自愿邀请宗教人士以普通群众身份做思想疏导有着本质区别。官方背书的调解品牌，等于赋予宗教身份公共治理的正式位置，容易在基层形成一种惯性认知，处理涉信教群众的纠纷，优先依靠宗教权威，而不是国家法律。这直接与“宗教不得干预公共行政事务”的法定原则形成张力。

从基层实操的风险维度观察，这类模式极易产生难以纠正的路径依赖。部分基层干部遇到民族聚居区复杂纠纷时，如果尝到“依靠宗教人士快速息事宁人”的短期甜头，就容易形成“重和解效率、轻法治落地”的治理惰性。

处理家庭、邻里、财产纠纷时，调解的标尺有可能从国法慢慢偏移到宗教教义、族群习俗。短期看矛盾平息了，但是当事人的法治观念没有得到强化，合法的民事权利未必得到充分保障。

长此以往，群众遇到矛盾第一反应是找宗教人士斡旋，而不是寻求司法所、派出所等法定机构的帮助，国家法治权威在基层会被逐步弱化。

更不能忽视潜在的意识形态风险。一旦宗教教职人员常态化参与官方主导的公共调解，其个人意见很容易被群众理解为带有官方权重的处置意见。

个别思想跑偏的人员，有可能借调解的机会传播不符合国家法律政策的观念。极端势力也会借机歪曲解读政策，把“参与调解”当成宗教权力扩张的信号，煽动族群隔阂。

靠宗教威望解纠纷是饮鸩止渴！这种风险平时隐蔽，一旦遇到舆情事件、利益冲突，就可能被放大，冲击民族团结和基层稳定。很多地方过往的治理教训已经证明，凡是不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把宗教权威制度化嵌入公共治理的做法，后期纠错成本极高。

有观点提出，只要加强管理、做好约束，宗教人士参与调解就没有问题。这里必须厘清两组边界：自愿的民间疏导≠官方制度性的调解主体。

宗教人士可以作为普通公民，在当事人完全自愿的前提下做私人层面的劝导沟通。但政府不能把宗教身份纳入官方调解品牌体系，不能将其固定为公共纠纷化解链条上的一环。

基层多元化解的抓手，应当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老党员、退休干部、乡贤等主体，所有调解工作必须坚持国法优先，调解依据只能是国家法律、政策与公序良俗，不能掺杂宗教教义作为处置标尺。

推进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现代化，治本之策是筑牢法治根基，而不是走“借力宗教权威”的捷径。地方政府应当把工作重心放在提升基层司法所、村两委的依法调解能力，常态化开展面向各族群众的普法宣传，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供给，让群众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

柔性治理不等于模糊法治底线，多元化解更不能突破政教分离的红线。基层治理追求的不能仅仅是“矛盾快速平息”的短期效果，更要实现法治观念扎根基层、国家权威稳固在基层的长远目标。

民族地区的所有治理创新，都必须放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局下考量。只有始终坚持国法至上，严格守住政教分离的制度底线，在法治框架内完善多元调解机制，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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