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我国内许多体制内工作的家人朋友常常批评我“斗争意识不强”,警告我不要学作家
方方,在任何问题上,都不要在这种敌我斗争白热化的阶段去批评共产党,因为批评就是被认为在给美国人“递刀子”。不“递刀子”,就是要坚决肯定中国政府抗疫的成功,就是要坚决反对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坚决支持中国在新疆的“去极端化”政策,坚决拥护打破领导人任期制,坚决赞成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全面管制,凡此种种。
另一方面,我不少在美国政府、媒体和智库工作的朋友们则越来越经常地要我表态:你难道不觉得中国共产党是邪恶的吗?特朗普有错,但如果不是中国隐瞒新冠疫情在先,美国会死那么多人吗?孔子学院和
中国领馆这种间谍窝点,关闭他们不是理所应当吗?
7月21日,消防员来到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处置火灾。 Mark Mulligan/Houston Chronicle, via Associated Press
对于两边的这种问题,我都很难给他们不违心、又满意响亮的回答。而对于他们来说,我的回答可能也不重要了。随着美国决策层中对华强硬的共识逐渐成型,随着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日渐高涨,两边都需要更多立场坚定斗志强的意识形态战士,而那些不是非黑即白的声音就越发讨人嫌。在美国的华人里就有不少像我这种讨人嫌的人。我们一方面认可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又对特朗普政府这样“抽风式”的对华政策和美国正在蔓延的反华情绪感到万分沮丧。我们小心翼翼地试图两边都不得罪,却又因为这种小心翼翼得罪了更多的人。
一方面,我们这群在美华人是最直接受到中美新冷战冲击的群体。从美国国务卿
庞皮欧到国家安全助理
奥布莱恩,美国政府上下最近的讲话似乎都在强调,美国现在的极端政策针对的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中国人民。但在这样举国规模的政策动员下,这样的区别其实没有意义。因为政策动员就在于煽动大众的情绪来为自己的政策背书,而在民意沸腾之下,混杂着不少种族主义者的普通美国人没有能力和意愿去区分自己恨的是中国人还是共产党。而美国政府所谓打压中国间谍,打压中国商业盗窃的政策,落实到具体执法行动中,则很难不演变为对没有官方背景的中国学者、公司与其他人士的有罪推定。
例如我认识的不少中国记者朋友,即使不在中国官媒工作、意识形态上更亲美的人,他们记者签证的延期申请也还没得到批准,只能准备着离开美国。他们能理解,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记者的限制,是对
中国政府限制美国媒体的报复。但他们却想不通,玩这种互相驱逐记者的游戏,对美国能有什么好处?毕竟《人民日报》记者写的美国新闻,对于中国了解美国并不重要。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写中国的新闻,对于美国了解中国十分重要。
更让人揪心的是美国泛滥的新冠疫情,因此造成的经济萧条,以及特朗普政府在处理疫情中表现出的无能和极端种族主义。这些都让许多人质疑美国未来到底会变成怎么样,质疑自己留美的选择到底是在追求美好生活,还是跳上了一艘泰坦尼克号:在近距离目睹西方民主的陷落和美帝国主义的余晖?我在国内的朋友们常常在烧烤摊上一边吃着串,一边在电话里奚落我如此地努力学习工作,到头来就为了在一个确诊人数破五百万的国家自我隔离地生活着。这种对美国政治的失落也让我常常怀疑,美国的今天到底是常态还是异态,如果是异态——即使特朗普败选给拜登,又还会存在多久?
去年,特朗普和习近平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双边会议上。 Erin Schaff/The New York Times
这还没完。如果说近年来美国对参加中国政府
“千人计划”的华裔学者的大搜捕还可以说是出于国家利益而合法正当的话,那么近一年来在美国公共舆论中对中国人的排挤和不信任则有麦卡锡浪潮卷土重来之势。这种针对最直接的表现是,一些美国人在社交媒体上对中国人的诛心提问,例如,“你为什么不公开批评共产党关押百万维族人的残酷政策”又或“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你支不支持香港民主运动”。
这些咄咄逼人的提问言下之意是:你如果在这些涉及价值观“大是大非”的关键议题上不公开明确地表明态度,不公开和共产党划清界限,那么你作为知识分子、学者、记者、智库专家甚至是普通推特用户的一切言论都是值得怀疑的,要么是你有“亲共”的道德瑕疵,要么就是你有自我审查之嫌。好在美国的中国专家当中还存在一些相对宽容的学术圈子与媒体平台。但是网上这些拒绝对话而直接贴标签攻击,时常让我想起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提到的,极权国家是通过打击肉体来压制心灵,民主国家则容易出现“多数人暴政”,是让肉体自由而直接压制你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