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新疆镇压：中共党国如何治疆？（全）

时间：2021-11-12 来源：ASPI 作者：许秀中雷国俊达莉娅条评论

新疆发改委将工人转移到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这些项目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国有项目。 [381] 2017年至2019年期间，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1.6万名“贫困劳动力”向国有企业转移。 [382]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工人转移到公益性岗位。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将工人转移到纺织、服装、农业和电子制造业。 [383]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将工人转移到建筑行业。 [384] 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与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协调，将民营企业引入南疆，为转移就业做准备。 [385]
图38：在托克逊县一座工厂，从南疆来的转移劳动力在进行“发声亮剑”仪式。

民族团结 | 持续发声亮剑誓与“三股势力”作斗争 / 今日圣雄（微信公众号）2018年5月18日（链接）

其他理论上劳务无关的党政机关也参与了劳动力转移。例如在2019年，于田县妇联将50名妇女送到山东青岛的一家电子厂工作，另将500名妇女送到乌鲁木齐从事家政和餐饮服务工作。 [386]

“访惠聚”工作队还走访了一些家庭，并进行了“调查”（具体调查内容未写明），试图说服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接受被分配的工作。 [387]
人口控制

在再教育运动期间，新疆当局对“违法生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打击，以压低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妇女的生育率。 [388] 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少数民族妇女，一经发现则面临高额罚款、纪律处分、拘留和强制绝育等。 [389] 甚至早在1992年发生的“违法生育”都受到追溯性地惩罚。 [390]

因此，在2017年到2019年的两年间，新疆政府公布的生育率下降了近一半（48.74%）。 [391] 在原住民比例较高的南疆，生育率下降幅度更加剧烈。 [392] 这些“计划生育”措施专门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原住民群体，而在中国其他地区，中共党国为了提高出
，正在试图阻碍汉人妇女进行非医疗必须的堕胎。 [393]
图39：1991年至2019年新疆与全国出生率对比

来源：内森·鲁瑟、雷国俊《新疆计划生育报告》 / ASPI 2021年5月12日（链接）

一份泄露出来的墨玉县拘留名单显示， [394] 484名被拘留者中有149人是因为子女过多而被拘留的。 [395] 2017年，维族水果商人阿卜杜舒库尔·尤玛（Abdushukur Umar）被关进再教育营，后来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他的亲属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当局告诉他们尤玛有七个孩子，每个孩子多判一年，所以被判了七年刑。 [396]

新疆计划生育政策主要由新疆卫健委负责。仅在2020年一年，新疆卫健委就花费1.4亿人民币（合2200万美元）用于降低出生率和打击南疆的“违法生育”。 [397] 继2017年和2018年新疆卫健委出台计划生育工作指示后， [398] 新疆各地区、 [399] 县、 [400] 乡以及政府部门和公司内部都成立了“违法生育专项治理行动领导小组”。 [401]

该领导小组的办公室设在卫健委内，其成员包括来自各种党政机关的官员，如公安局、统战部、宣传部、教育部、妇联、纪律检查委员会、民族宗教事务局、民政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司法局等。 [402] 于2017年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也将上述大部分机构列为帮助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部门。 [403]

在基层，居/村委会书记、“访惠聚”工作队、计生工作人员和网格员负责对实施与违法生育整治行动相关的日常工作。 [404] 惩治违法生育是地方官员的一项重要业绩指标， [405] 而官员们本人如果一旦被发现违反计划生育规定，就可能立即被降职或解职。 [406]

在减少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生育的行动开始之前，习近平曾在2014年指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407] “优化人口资源”。 [408] 兵团是以汉人为主的准军事组织，它将该指令理解为优先人口扩张，特别是在维吾尔人为主的南疆。 [409]
第八章：结论

本文通过研究中共党国的治理方法，阐明了新疆的人权侵犯是如何进行、由谁来执行的。以实现政治调整为目的而进行的大规模运动并非是旧时代的产物，相反，它们正发生在中国社会与世界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的、当下的时代。而且，新疆的运动沿着种族和宗教两条线展开，产生了十分深刻的社会影响。这也是众多民主国家第一次近距离经历中国的大规模运动，同时有意或无意地消费其产出，如强迫劳动的产品。 [410]

新疆官僚机构的内部运作和中国更大范围的威权统治模式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事实上，新疆两次运动期间使用的许多治理手段是在其他地方构思出来的，如2004年北京率先启用的网格化管理制度， [411] 以及2015年在西藏先行的十户联防制度。 [412]

新疆的一些治理手段也在其他地方得到了推广。2017年，新疆政法委接待了来自中央政府和其他省份的22个考察团。 [413] 2018年，宁夏政法委书记张韵声在视察了新疆的维稳指挥部和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后，表示要“学习借鉴”新疆的经验。 [414] 同年，香港政府的反恐专责组也高调访问新疆。 [415]

研究人员应该进一步分析中国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心理驱动因素、其产生的集体创伤以及社会影响。许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历过个人创伤的高级官员都在近年以高涨的革命热情帮助策划了新疆的镇压。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两个例子是朱海仑和习近平。两人在青少年时期都接受过再教育——朱海仑在新疆， [416] 习近平在陕西农村。 [417] 他们两人后来后声称艰苦劳动的经历磨练、转变了他们的心性。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习近平的家庭受到迫害。分析人士认为，当年为了度过难关，习近平变得“比红更红”。 [418] 如今借用毛泽东的手段，他调动了中国官僚系统的大量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制造稳定和服从，维吾尔和其他原住民社区首当其冲。本文探讨的两项运动已经导致新疆汉人和原住民社区之间越来越难以互信、彼此怨恨。 [419]

没有在党国系统内进行的根本的清算，没有在整个中国社会上对种族关系和定居殖民主义更广泛的反思，新疆运动式的政策难以被撤回，两次运动中产生的无数冤案也不会得到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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