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歪曲新疆历史别有所图

时间：2020-10-27 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3期作者：刘姗姗条评论

清朝在新疆建立行省制度，反映了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丰富文化遗产和政治智慧的大国，在近代边疆危机背景下治理政策的转变，是随着环境变化而进行历史选择的必然与自然的结果。2CA免费翻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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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华健、濮德培等提出的“满洲殖民主义”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学界曾颇为流行。米华健（James A.Millward）《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简称《嘉峪关外》）认为“新疆”即新的疆域，是清帝国的“殖民地”；濮德培（Peter C.Perdue）《中国西进：大清征服中亚记》（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isa，简称《中国西进》）认为清朝对新疆的“征服”纯属偶然，新疆并非必然属于清帝国。在他们笔下，新疆是静止的、割裂的，清代新疆的前情与后续毫无踪影。2CA免费翻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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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清史”对新疆的割裂式理解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认为中国不等于清朝。米华健在《嘉峪关外》中对清朝在新疆的统治历史进行了梳理，认为明朝边界以外地区不是中国，清朝和中国被划上一条明显的分界线。米氏由此塑造了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中国”概念，将中国狭隘地限制在内地，新疆一词也被肤浅地理解为“新的疆域”。2CA免费翻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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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刻意凸显清朝的“内亚性”。“新清史”学者多用“内亚视角”进行阐释，以此证明清朝的非汉特征与多元统治模式。他们提出，乾隆等满人皇帝的思想意识或统治模式，有别于汉人建立的王朝；进而认为明清之际存在断裂，质疑清朝被划入中国王朝序列中的合理性。2CA免费翻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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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强调历史的偶然性。濮德培《中国西进》论述了17世纪到18世纪中期清朝、俄罗斯及准噶尔在欧亚核心地区的争夺，将清朝平定准噶尔之乱并对新疆、蒙古、西藏进行有效管治的过程，等同于欧洲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认为清朝对新疆、蒙古等地的征服具有偶然性。濮氏还称，正如俄国将西伯利亚和中亚作为其殖民地一样，清帝国亦将蒙古草原、天山南北和青藏高原当作中国的“殖民地”，面对邻国竞争，清朝在新疆等内陆亚洲地区征服的成功实属偶然。2CA免费翻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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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收复新疆时带领部属一路种植道柳，被后人称为“左公柳”。图为哈密的一棵左公柳安保权/ 供图2CA免费翻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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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相关历史稍加分析就可发现，米华健、濮德培等人的观点昧于史实，别有所图。这仅从清末新疆建省一事就可得到证明。2CA免费翻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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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至清，包括天山南北在内的广大地区统称西域，从张骞出使西域到汉宣帝设置西域都护府，西域与内地之间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即便到了南北朝时期，中原文化在西域的影响也并未削弱，吐鲁番一带甚至建立了与内地相同的郡县制；至唐代，西域更是被完全纳入中央政府统治之下；元代在西域实行行省制，并设北庭都元帅府、宣慰司等；明代设立哈密卫等作为管理西域事务的机构。换言之，西域自汉唐以来就与中原处于同一政治结构中。乾隆时期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对新疆地区实行了更系统的治理政策，1762年设立伊犁将军，实行军政合一的军府体制，有效地保障了当地社会稳定。因此，新疆并非是与中国毫无关联的所谓“新的疆域”。2CA免费翻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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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以来，英、俄两国对我国西北虎视眈眈，侵略之心昭然若揭。1865年，阿古柏在英、俄支持下趁机入侵新疆，沙俄更厚颜无耻地称“代为收复”，借机强占伊犁。清朝统治者意识到新疆关乎西北稳定，甚至影响京师安全，为此下令左宗棠出征平叛。2CA免费翻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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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1878年，左宗棠消灭阿古柏势力，收复西北。1881年，曾纪泽与俄方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与《改订陆路通商章程》，成功收复伊犁等地。1877—1882年，左宗棠多次提议在新疆设行省。与此同时，参与收复新疆的刘锦棠与陕甘总督谭钟麟也联名上奏，提出更符现实需求的建省方案。1884年，清政府在西域设省，取“故土新归”之意，改称“新疆”。2CA免费翻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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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清史”学者认为，此次收复新疆及之后的建省，主要带着较大的经济考量以及“汉化”目的；新疆建省“预示着一种理念上的转变……以大量的汉族移民来替代新疆的民族”。事实证明，新疆建省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什么思想转折的结果，除了前文述及的历史渊源外，更有着重要的现实因由。晚清新疆的东部与蒙古、甘肃、青海等地交界，南部与西藏交界，北部与俄国等交界，西部和阿富汗等地交界。这一重要的地理位置，加上彼时的国际形势，使得新疆处在英、俄两帝国主义势力的交叉点上。就晚清国内形势而言，新疆是西北之屏藩，可卫护蒙古，而蒙古又是京师屏卫，换言之，新疆是京师的第一重保障。更重要的是，自陕甘回乱后，西北战火延绵数十年，城池化为焦土、人口损失惨重。因此，收复新疆后的第一要务就是快速恢复社会秩序，在此情况下，实行行省制便成了当时的最佳选择。2CA免费翻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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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19 世纪初，龚自珍就曾提议在西域设置行省，实施郡县制，以使西北长治久安。之后，魏源重申此事，并在《答友人问西北边事书》等文中表达了宜在西北置郡县的观点。濮德培对此以为，“经世学者魏源与龚自珍在18 世纪成就基础上建立了关于强烈的民族国家防卫论证，两者都利用历史为边疆征服导致的严重耗费作辩护，民族主义者也总是将帝国在中央欧亚地区的扩张行为视为文化和霸权的自然结果”。濮氏此说并不能让人信服。2CA免费翻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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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历史，在新疆实行郡县制并非清代特有，北朝隋唐时期即已有之，至乾隆时期，迪化（今乌鲁木齐）、镇西（今巴里坤）皆实施郡县制。魏源等的主张不仅是对龚自珍等西北边防思想的延续，更是对传统王朝治边理念的继承与发展。清末在新疆成功建立行省制度，得益于清朝此前对当地实行了系统的治理政策，清代新疆实行军政合一的军府体制，并根据天山南北的不同实情进行细节上的调整，这正是“因俗而治”。而在晚清新疆百废待兴的前提下，相对成熟完备的行省制也就成了清廷维护在新疆统治的最佳选择和必然要求。2CA免费翻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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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华健还提出，晚清汉人官员主张收复新疆的经世主义，意味着中原汉人思维的巨大转变，与乾隆朝汉人的“中国观”多有不同。又称乾隆时期“的确并没有企图去同化他们；相反，维持其文化界限才是清朝的目标”。这是为其所谓“清朝非中国”说张目。事实上，乾隆帝就强调新疆“与内地无殊”，因此在修《大清一统志》时，要求将“伊犁之东西路，回部自哈密、辟展至和阗，创撰新疆一门，次于直省之后”。这也让人们认识到，“新清史”那些坚持清朝统治者尤其是乾隆帝一味维持多元差异的言论，不仅无视中国历史延续性，更是对历代清朝统治者屡次强调“内外无别”的视而不见。2CA免费翻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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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左宗棠等提倡在新疆建立行省制度，反映了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丰富文化遗产和政治智慧的大国，在近代边疆危机背景下治理策略的转变——从一种地方性、分散应对模式，向整合的治理战略转移，是随着环境变化而作出历史选择的必然与自然的结果。1884年新疆建省充分表明，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既有分裂时期又有统一时期，统一与割据交替循环，但国家统一发展始终是主流。2CA免费翻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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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文化和旅游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2CA免费翻墙网

    新清史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兴起的一种清史研究的学派。该学派与以往清史研究相比，反对“汉族中心论”，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族因素，一是重视利用满、蒙等少数民族史料，在理论方法、研究角度、研究观点上突破了以往中日清史研究的成规。
很多人指出，“新清史”并没有那么多的“新”，或者指出“新清史”过分强调了清王朝的独特性，甚至说“新清史”是把民族国家的模式套用在大清帝国的身上。欧立德认为这些批评都值得参考，但是很多人在批评时会犯一种错误，即把被人认为是“新清史”中的某一本书或者某一篇文章的观点，与同样被人认为是“新清史”中的另一本书或者另一篇文章的观点混同起来。实际上，这两本书或者两篇文章的观点可能完全不一样甚至产生矛盾。欧立德认为，这种“一概而论”的作风，把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新清史”而不是某一个历史问题上。当我们在谈论“新清史”时，我们要记得：“新清史”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虚体。所谓的“新清史”学派，内部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欧立德本人并不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所谓的“新清史”认为清朝统治成功的关键在于满洲特性的维持。在欧立德看来，清朝统治成功的关键，在于它维持了满洲特性和汉人文化之间的平衡。 [1]

中文名
    新清史
兴起年代
    20世纪90年代

兴起地点
    美国
类    型
    一种清史研究的学派

目录

    1 观点
    2 出现标志
    3 代表人物

    4 代表论著
    ▪ 新清史四书
    ▪ 综述

    5 特点

观点

清朝代表着一种特殊的政治风格、政治模式和政治统治。满洲人从未失去过自己的族群认同，以致满汉分殊一直到清末甚至以后都始终存在，而满汉分殊存在可以解释为何反满言论在十九与二十世纪都还能存在。
出现标志

罗友枝(Evelyn S. Rawski)于1996 年发表《再观清朝: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反驳何炳棣1965年《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对汉化的强调，由此又引发后者发表《有关汉化问题的再思考:对罗斯基“再观清代”一文的回应》。这两篇文章，成为新清史出现的重要标志。
代表人物

其代表人物有美国学者路康乐（Edward Rhoads）、欧立德（ Mark C. Elliott）、柯娇燕（Pamela K. Crossley）罗友枝（Evelyn Rawski）等。
代表论著

新清史四书
柯娇燕的《半透明的镜子：清代帝制意识形态下的历史与认同》（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欧立德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华帝国晚期的族群认同》（the manchus way :the eigt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路康乐的《满与汉：1861-1928晚清和早期共和国族群关系和政治权利》(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罗友枝的《最后的皇族：清代宫廷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被认为是这一学派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各自的著作亦是新清史的代表作，并被称为研究满族的“四书”
综述
1.柯娇燕：《透镜：清帝国意识形态的历史与认同》，( Pamela K. 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 ;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Ideology.)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9年。
2.欧立德：《满族之道：清朝的八旗与民族认同》，(Mark C. Elliott ,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年。
3.菲立浦·弗瑞：《规划承德：清帝国的景观事业》，(Phillippe Foret, Mapping Chengde:The Qing Landscape Enterprise.)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0年。
4.乔迅：《石涛：清初的绘画和现代性》，(Jonathan S. Hay，Shitao:Painting and Modernity in Early Qing China.)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
5.劳拉·霍斯泰特勒：《清朝的殖民事业：近代中国早期的民族志和制图学)，(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1年。
6.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 Susan Mann , Precious Records: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年;（译注:汉文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
7.米华健：《嘉峪关外：1759一1864年清朝中亚地区的经济、民族和国家》，( James A. Millward，Beyond the Pass:Economy，Ethnicity，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一1864.)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8年。
8.罗友枝：《末朝皇帝：清朝帝制的社会史研究》，(Evelyn S. Rawski，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8年。
9.司徒安：《身与笔：中国近代早期作为文本和表演的大祀》，( Angela Zito, Of Body and Brush:Grand Sacrifice as TextJPerformance in Early Modern China)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7年。
特点

既然是“新清史”，首先应澄清的一点，就是究竟“新”在何处？一是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族因素，一是重视利用满、蒙等少数民族史料。与中日研究相比，新清史的优势主要表现在理论方法、研究角度和观点创新。
第一，理论方法。近二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无论从理论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发生不断变化，新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旧观点则不断更新甚至淘汰。新清史的理论创新，集中表现在用族群理论解释满族历史和满族特有的八旗制度方面。
第二，研究角度。新清史的关注点，主要有满族形成、满族认同、八旗制度、清朝特色、统治模式等。而广义的新清史，其实并不局限于对满族与八旗的研究，还包括对清帝国的“尚武”与军事扩张、物质文化与精神世界、公私领域的构建与互动、社会性别研究等。不过，把清朝的“满族性”作为其研究重点，应无疑义。新清史试图扭转以往对清朝的传统认识，更注重把满洲（满族）而非汉族作为研究中心（主体），更强调满族对清帝国所作的贡献。与此同时，更关注满族主宰下的多民族关系与多元文化的互动。这一角度，有助于矫正“汉族中心论”的认识偏差，从整体上评价满族在清朝的地位；有助于摆脱清朝史等同于中原王朝史的成见，并使众多边地民族跻身于历史大视野焦距下的中心。
第三，研究观点。新清史提出一系列新观点，大多比较宏观。其宏观既表现为研究专题的从“大处着眼”，也表现为一些学者将清史置于世界史和比较史的范畴内，与其他领域的学者共同讨论帝国、现代化、殖民、身份等问题。例如，濮德培(Peter C. Perdue) 在《中国向西进军：1600-1800年清朝对欧亚大陆中部的征服》（2005)一书中，有关满洲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比较。 [2]
综合来看，新清史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在许多不同的领域，为了利于考察连续统一体和共时性(simultaneity)进程—既在那些清起着直接或精妙作用的，也在那些超出它们的直接统治的那些地区—我们不应该用二元对立，而是应不断地去除明显的界别。为了寻求事情的本真，就要求模糊区别。而且，清的这些特色方面常常并不新鲜，但仅仅是代表着对于现有模式的一系列精妙的运用。而这自身也构成了一个清与众不同的特点，作为新清史的一个成果，业已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3]
尽管“新清史”的诸多研究概念令人眼花缭乱，但最核心的论点还是可以集中概括为两大方面：一是研究对象主体的转换。“新清史”由摒弃满族汉化，即以汉族为中心的研究方式，转以满族自身为研究主体，强调清朝的“满洲”元素及其独特性质。他们或从满洲及清的形成、八旗制度的内部结构及作用等，来判定清朝有别于中原王朝的朝代特征。或主张从“满洲史”的角度用满文史料进行研究，强调没有被汉化的“满洲”认同，以及清朝对边疆各少数民族实施不同的统治政策才是清朝统治成功的关键。这里，他们引入了种族和族群特性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论，提出“新清史”有时也被称为“中国研究中的种族转变”等观点。
二是研究空间的移置，主张将清朝纳入世界历史的范畴，并重新定位在一个亚洲内陆的研究空间。他们认为“可汗体制”对清朝产生了重要影响，故“满洲政权要包含在草原帝国的范畴之中”，八旗中的辽东汉人，与八旗“满洲”、蒙古以及东北亚的部族一样，都认同他们与清政权之间为可汗制关系，认为正是皇权的这种复合与共主性使帝国权力得以多方面的扩张。而清朝对蒙古、西藏、东北和新疆等广大地区的征服，其意义在于清朝由此构建了其帝国形成的历史。
如果说“新清史”仅仅在上述研究视角与路径上偏离了中国学界的研究习惯，那么它带给学人的应该是新鲜异样感觉之后的某些理论思索，因为先前遭到激烈反对的对“满族汉化”的质疑，已经引起一些中国学者的反思。诸如郭成康的《也谈满族汉化》，即是从清朝如何抵制汉化过程中接受汉文明，并卓有成效地维护了满族个性的过程，讨论了满汉文化从冲突到融合并最终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双向互动过程。定宜庄在其《由美国新清史研究引发的感想》一文中也认为，清王朝的儒化统治无论怎样的成功，都没能将其带到东北、西北以及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这些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新清史”的研究理念以及它所带来的学术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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