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批判皇汉主义”思潮的理论剖析

时间：2026-02-27 来源：雪菲随笔作者：习五一条评论

【习五一：《去族群化与文明主体：对“批判皇汉主义”思潮的理论剖析》——铸牢系列评论之九十一； #雪菲随笔# 五一评论：某些学者对“皇汉主义”的批判，以反对族群主义、坚持现代国家建构为独特范式。但同时，其“去族群化”“压制文化复古”的主张，又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要么将汉族极端族群化，编造“皇汉主义”的概念，要么彻底否定汉族的族群与文化属性。真正成熟的民族理论与认同建构，应当超越这种对立：既承认汉族作为文明主体的历史地位，也尊重其客观存在的族群情感；既反对排他性的“极端皇汉思潮”，也支持理性平和的汉文化复兴；既强化国家认同与现代性，也包容各民族的文化表达。】

习五一：《去族群化与文明主体：对“批判皇汉主义”思潮的理论剖析》——铸牢系列评论之九十一

近年来，围绕汉族身份认同、民族叙事建构与“皇汉思潮”的讨论持续发酵。某些学者对“皇汉主义”的批判，触及当代中国民族理论、国家建构与文化认同的核心命题。

某些学者的观点以反对汉族“族群化”、主张汉族作为文明制度代表、强调革命性与现代性为骨架，既承接革命叙事与国家整合逻辑，也在理论与现实层面暴露出深刻张力。对其核心逻辑进行拆解与批判性审视，有助于厘清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复杂关系。

一、核心逻辑拆解：以“文明主体”消解“族群边界”

某些学者对“皇汉主义”的批判，本质上是一套以国家整合为目标、以革命现代性为底色、以去族群化为路径的理论主张，其内在逻辑可概括为三个层面。

（一）反族群化：拒绝落入西方“民族国家”理论陷阱

他们的首要前提，是反对将汉族视为为“族群”（Ethnic Group）。在他们看来，将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并置于同一“民族”分类框架中，是对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被动接受。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以单一族群为基础、以族群边界为政治动员纽带，而中国的国家形态与文明传统，从来不是以族群分野为核心。

若将汉族“族群化”，本质上是用西方族群政治逻辑解构中国大一统文明传统，削弱国家整体性与合法性基础。因此，批判“皇汉主义”的第一步，便是破除“汉族是一个民族”的认知，拒绝以族群身份定义汉族。

（二）文明认同优先：汉族是中华民族现代性与革命性的代表

区别于将汉族视为族群的观点，他们将汉族定位为中华文明的主体承载者、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核心力量。其核心主张是：汉族的特殊性，不在于血缘、习俗、服饰等族群特征，而在于其承载的文明制度与革命历史。近代以来，汉族所代表是超越族群的整体现代性与革命性。

在这一逻辑下，汉族身份不是族群身份，而是文明身份与国家身份。认同汉族，本质上是认同中华文明、认同现代国家、认同革命传统，而非认同某一血缘或文化共同体。以此为基础，实现中华民族整体凝聚。

（三）警惕复古与文化标签化：拒绝汉族为“普通族群”

他们对汉服运动、强调汉族文化特征等现象持强烈批判态度，将其视为赋予汉族族群特征的危险运动。在他们看来，强调汉服、传统礼仪、血缘溯源等行为，看似是文化复兴，实则是将汉族从“文明主体”拉回“普通族群”，用复古、封闭、排他的族群符号，替代开放、进步、现代的国家叙事。这种倾向不仅背离革命现代性，更可能诱发族群对立，破坏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

简言之，其逻辑链条清晰：去族群化→确立文明主体地位→强化革命现代性→压制以复古为形式的族群化倾向，服务于大一统国家整合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

二、批判性审视：理论困境与现实张力

这些学者的观点，立足于国家统一、防范极端思潮的现实需求，具有某种独特的思维范式与现实针对性。但从学理与社会现实出发，这一主张存在三重难以回避的困境。

（一）“去族群化”的理论困境：无视客观存在的族群情感与身份认同

“去族群化”的主张，试图用政治叙事与文明叙事，强行剥离汉族的族群属性，但忽略基本事实：汉族既是文明主体，也是客观存在的族群共同体。汉族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语言文字与情感联结，这种族群认同感是千百年来自然形成的社会事实，而非单纯的政治建构。

强行将汉族的族群属性“清零”，只保留文明与制度属性，本质上是用抽象宏大叙事否定具体社会情感。其结果非但不能消解族群意识，反而会形成反向刺激。

当主流话语长期回避、否定汉族的正常族群情感与文化诉求，部分群体便会转向极端化表达，这正是“皇汉思潮”在一定范围内滋生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压制不等于消除，回避不等于解决，无视客观族群情感的“去族群化”，本身就蕴藏着思潮反弹的风险。

（二）“革命性”绝对化：宏大叙事与基层认同的脱节

将汉族定义为“革命性、现代性的代表”，是典型的政治化宏大叙事。这一叙事在意识形态层面、国家建构层面具有独特范式，但在基层社会与普通民众层面，却出现落地困难。

对大多数民众而言，身份认同并非来自抽象的“现代性”“革命性”，而是来自日常生活、文化习俗、家族记忆与文化归属感。民众认同自己是汉族，更多是基于语言、饮食、节日、习俗等生活化体验，而非基于国家理论与革命叙事。

将认同标准强行拔高到政治与制度层面，不仅脱离大众认知规律，还会让民族认同变成“空中楼阁”。真正稳固的认同，必然是宏大国家认同与民族文化认同的统一，而非用前者彻底取代后者。

（三）对文化复兴的强硬否定：与文化自信的时代要求相背离

将汉服运动、汉文化复兴简单等同于“反动”“危险”，是该观点最明显的局限。当下国家大力倡导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的重要内涵，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汉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正常复兴、生活化传播，本身就是文化自信的体现。

汉服、传统礼仪、古典文化等，本质上是文化符号，将其与极端思潮绑定，用政治批判否定文化现象，既忽视文化符号的属性，也否定民众对自身文化根源的正常追求。

文化多元化与国家认同并不矛盾，各民族文化百花齐放，恰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活力来源。用压制文化表达的方式维护统一，反而会削弱共同体的文化根基。

三、走出二元对立，建构包容的认同体系

某些学者对“皇汉主义”的批判，以反对族群主义、坚持现代国家建构为独特范式。但同时，其“去族群化”“压制文化复古”的主张，又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要么将汉族极端族群化，编造“皇汉主义”的概念，要么彻底否定汉族的族群与文化属性。

真正成熟的民族理论与认同建构，应当超越这种对立，既承认汉族作为文明主体的历史地位，也尊重其客观存在的族群情感；既反对排他性的“极端皇汉思潮”，也支持理性平和的汉文化复兴；既强化国家认同与现代性，也包容各民族的文化表达。

唯有在国家统一框架下，实现宏大叙事与族群情感、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文明整合与族群包容的统一，才能从根源上消解极端思潮，真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来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