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陷入“呼吁中国接受难民”的舆论风波数天之后，姚晨微博发文称，她从未在任何场合表达过这种观点，作为联合国难民署中国亲善大使，她的职责是通过实地探访，分享难民故事，呼吁人们关注难民群体。
全文如下：
这段文字里，姚晨开始称自己的祖国是“和平安定的国家”而不再是“恶之花绽放的土地”了，这是一个变化，也是一个进步。希望这也是她在耳闻目睹了许多难民惨状之后发自内心的想法，更希望她能够从此珍惜祖国的“和平安定”。
祖国的“和平安定”对平民百姓来说，比对姚晨这样身家亿万的明星更重要。因为姚晨可以做“国际自由人”或“世界公民”，到安全的地方继续自己的好日子，但平民百姓却只能在“祖国”和“难民”之间进行选择。
不过，在姚晨的声明里，我们看到她虽然已为联合国难民署工作多年，但关于难民的看法，仍然是非常肤浅的，或者是非常西方的——即只陈述难民的苦难，陈述他们遇到的“无法想象的绝望和恐惧”，但对难民产生的原因却绝口不提，充其量笼统的谴责一下“战争”。这个“战争”无名无姓，不知道是谁发动的，也不知道应该向谁去追究责任。
这种对难民的“关爱”，无助于根本解决难民问题，反而使制造难民的西方战争政策合理化、温情化了。
姚晨作为联合国难民署中国亲善大使，在难民问题上却没有表述出中国立场，这是不正常的。当然，这也很难责怪姚晨。姚晨以西方立场为立场的背后，正是中国立场的缺位。中国在难民问题上也缺乏显著区别于西方的明确立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十多年之后，难民再次成为一个举世关注的问题，原因有两个：一是“颜色革命”导致难民输出国原有的社会秩序瓦解;再一个就是西方对非西方国家的武装侵略。
这两个原因其实可以也归结为一个：西方作为一个强大的外部力量用输出“颜色革命”或战争的手段摧毁了难民输出国的有效治理结构，使之陷入无政府状态，大量国民因此成为难民。
在伊拉克、阿富汗，美国用莫须有的罪名直接摧毁了这两个国家;在叙利亚、利比亚，西方以颜色革命遭到镇压为借口，通过轰炸或武器援助的方式间接摧毁了这两个国家，结果就是——它们都向外部世界输出了大量难民。
西方摧毁这些国家时，使用了“独裁VS民主”的叙述框架，迷惑了许多人。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一开始说伊拉克有“大杀器”，后来又说要在伊拉克建立民主。欧洲干预叙利亚、利比亚，主要理由则是“推翻独裁政权”。
其实，在“独裁VS民主”的框架之外，如果用“有效治理VS无效治理”的叙述框架，可以更清晰的分析难民产生的原因。
什么是有效治理？一个政府能够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维护社会和生产、生活秩序，庶几就可以称为有效治理。当然，如果这个政府能够带领国家走向繁荣，并逐步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就更值得称赞了。
在一个国家里，能够进行有效治理政府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起来的，往往需要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长期博弈、整合，通常还需要经过内战；但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从外部摧毁这个治理结构，却并不需要太长时间，伊拉克、利比亚都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被美、欧摧毁了。
战前的利比亚，卡扎菲的治理是基本有效的，他利用石油美元建立了完善的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人类发展指数几乎达到了西方水平。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民主的”有效治理结构并没有建立起来，以部落为基本效忠对象的利比亚人无法把利比亚有效整合成一个统一的现代民主国家。利比亚已经碎片化了，曾作为反对派大本营的班加西则成了ISIS的大本营。
在利比亚，有效政府被推翻后留下的真空导致社会秩序丧失，当地民众形容利比亚成了“狂野西部”，几乎人人有抢，街头枪战取代了法庭。战乱给利比亚的经济造成沉重打击，战前利比亚的人均GDP为9494美元，战争爆发当年萎缩至3562美元，至今也才4000美元。动荡与贫困之下的当地民众压力巨大，据丹麦一家人权组织最新调查发现，自2011年卡扎菲政权倒台以来，将近三分之一的利比亚人患有焦虑、抑郁等精神疾病。
“有效治理VS无效治理”的框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国革命为什么必须是内生的：只有内生的、成熟的革命，才意味着用一个新的有效治理来取代已经瓦解的、旧的无效治理，才意味着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解放大军进入上海秋毫无犯。
比如，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之前，蒋介石政府对中国的治理已经完全失败，对外不能御侮，靠出卖主权来维持，对内连“安全”这一最基本的公共产品也提供不了，更不要说就业、福利和社会保障了，至于发展经济和工业化，更是连影子也没有。
新中国取代旧中国之前，早已在根据地建立了一个“有效治理”结构（即知名学者刘海波所称的“延安体系”）。如果从井冈山开始算起，毛主席已经有了22年治理根据地的经验。所以，解放军解放了哪里，崭新的、远远优越于国民党统治的新秩序就出现在那里——旧中国的千年痼疾：卖淫嫖娼、吸毒贩毒、土匪横行、黑社会欺压良善百姓、高利贷盘剥等等丑恶现象，均一扫而空。
即便准备的极为充分，毛主席、共产党对新旧政权交接之间可能出现的混乱仍然保持了极为谨慎的态度。孔庆东教授就在自己的微博上披露过这样一则有趣的历史轶闻——
因此，类似毛主席领导的用优良新秩序取代失效旧秩序的中国革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而西方主导的“颜色革命”，基本不过是“破坏”的代名词罢了。
事实上，被西方摧毁的中东国家，往往是一些极力模仿西方的现代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国家，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都是如此，他们的现代化建设也曾取得过不俗的成就。比如伊拉克就一度有能力开发核武器，对西方在中东的桥头堡以色列构成威胁，萨达姆甚至有重新统一阿拉伯世界的雄心壮志（这决定了西方必致其于死地的命运），卡扎菲则梦想整合非洲为“非盟”。
西方专门挑选这样国家用各种理由予以摧毁，但对那些与以色列隐秘结盟的海湾君主国（从政体上它们至少比伊拉克等国落后一代，还处于中世纪）却呵护有加，暴露了西方的真实企图：打倒快要追上自己的中东国家，确保西方对中东的地区的“现代化优势”，使之永远只能做西方的外围和附庸，靠向西方输出廉价能源而生存。
至于难民问题，只是西方这一政策的副产品。
西方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目的：伊拉克、利比亚都被从现代打回到了前现代，在这些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不再是民族主义、世俗主义，而是宗教蒙昧主义。若不是俄罗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叙利亚也回到了前现代。
西方炒作难民问题，并将难民妖魔化，有洗清他们罪孽的企图。中国舆论本应对这个问题洞若观火，但遗憾的是主流舆论也跟着炒，反而让西方有了指责中国“不接受难民”的机会。
根本解决难民问题，需要西方停止武装干涉别国内政，需要西方停止用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西方是难民问题的主要制造者，因此需要承担最主要的国际责任——这才是联合国难民署中国亲善大使所应该反复表述的立场，只是姚晨能听得进去吗？
【郭松民，察网专栏作家。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