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经济间谍”冀朝鼎

时间：2023-02-07 来源：乾坤剑作者：乾坤剑条评论

中国“第一经济间谍”冀朝鼎

乾坤剑

2021-05-05 06:36

冀朝鼎（1903年-1963年），号筱泉，笔名动平，山西汾阳人。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国际活动家、开展民间外交工作的杰出领导人，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其父冀贡泉曾任山西省司法厅和山西省教育厅厅长，其弟冀朝铸是新中国外交舞台上的知名外交家。曾长期担任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翻译。1991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冀朝鼎少年时勤奋好学，1916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19年参加北京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在六三大宣传中被捕。1948年到北平任“华北剿总”经济处处长，曾数次与傅作义商谈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1963年8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冀贡泉夫妇同子女合影（右一为冀朝铸，中为冀朝理，左一为冀青）

1918年组织暑假修业团，任社长。

1919年参加北京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在六三大宣传中被捕。参与组织校学生自治会，任评议部委员，成立唯真学会，编辑出版《清华通俗周刊》，并组织工读团。

1924年秋毕业赴美国留学，考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学。

1926年参加留美学生和华侨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反帝爱国活动，任《芝城侨声报》编辑，并被推选为大学国际学生会委员长及会计。同年冬被选为芝加哥中国留学生会会长，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

1927年前往欧洲出席世界反帝、反殖民主义大同盟大会，经与会的中共代表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参与组织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任委员兼《先锋报》编辑。

1928年被组织派回国参加斗争，途经莫斯科见到周恩来，改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不久参加中共出席共产国际六大代表团工作，随后调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邓中夏的秘书兼翻译。

1929年被派到美国，参加美共《工人日报》和美共中国局工作，创办《今日中国》和《美亚杂志》。同时继续攻读经济学，撰写出《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专论，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应聘在美国各大学讲学，曾在太平洋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作为留美学生代表曾回国考察。

1941年回国，被中共组织派到国民政府从事经济工作。先后任平准基金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并兼任圣约翰大学、暨南大学商学院教授等。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到上海接收日、伪金融机构。他利用合法身份和经常接近国民党要人的机会，为中共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经济情报，为解放区购买医药器械，掩护许多地下党员工作。

1948年到北平任“华北剿总”经济处处长，曾数次与傅作义商谈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创办并主持贸促会研究室工作。曾多次率外贸代表团赴西欧访问和举办展览，被誉为“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

1963年8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清华甲子级同学毕业合影（1924年，北京清华学堂）站一排：左一冀朝鼎

冀朝鼎的确是我们党难得的一个“三通”干部。

因为他是：英文通、美国通、国民党通。

英文通

冀朝鼎在清华念书的时候，就打下了英文写、说的基础。在美国时，他经常在群众集会上用英语发表演说，用英语与人辩论。他在美共《工人日报》当了十年的编辑，用英文写了不少文章。这就说明他的英文功底很好，造诣高深。

解放后他被委任为“毛选英译委员会”成员，参与毛选英文译文的审稿定稿工作。这个“毛选英译委员会”主任就是冀朝鼎当年在清华和美国同学共事的老战友徐永煐同志，其他成员有：金岳霖、钱钟书、王佐良、郑儒箴、唐明照、浦寿昌、章汉夫等；还有一些外国专家，如：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爱德勒（Solomon Adler）、柯弗兰（Frank Coe）、夏皮洛（Michael Shapiro）等。英译委员会的外国专家们都十分佩服冀博士的英文水平。

爱泼斯坦称赞他“精通（中英）两种语文”。李腾伯格（Sidney Littenberg）说，冀朝鼎是最善于遣词用语的人；他尽量要把译文修饰得通顺、生动和具有说服力。

美国通

冀朝鼎先后在美国呆了17年。他在大学念过书，当过中学、职工学校教员，参加了许多群众活动，经常在集会上用英语发表富有鼓动性的演说。他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学术界均有广泛的关系。因此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都很了解。

国民党通

在国民党内，冀朝鼎是孔祥熙的亲信，在政经学术各界都有不少熟人和朋友，如宋子文、翁文灏、胡适、蒋廷黼、陈光甫、贝祖眙、席德懋等都有交往，同许多达官贵人，过从甚密。他是我们党在国民党内部钻得很深、接触很广的人。加之他在国民党政府内身兼许多要职，当然对国民党政府的内幕和社会各方面的情况都十分清楚。

他给国民政府的这些“祸国”建议很简单：与民争利。

直到死后46年，他对创建这个国家所作的真正贡献，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个谜。

1954年，冀朝鼎（右一）与父母、弟弟合影

与周恩来

1963年8月13日，副部级干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冀朝鼎的追悼会，在北京首都剧场举行。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康生、郭沫若等主祭，廖承志致悼词。这种规格显然超出惯例。

周恩来是冀朝鼎在1949年以前唯一的上级，廖训振说：“也只有周恩来真正了解冀朝鼎的作用。”

与陈立夫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以《成败之鉴》为题的回忆录中，专辟一节写到了冀朝鼎，名曰：“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

在这本近500页的书籍中，为共产党人开辟章节的，只此一例。

与陈光甫

1939年底，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负责人陈光甫，在纽约的一家中餐馆面试了一名36岁的应聘者。

环球公司是国民党政府专为促进中美贸易设立的国营企业，陈光甫则是拥有中将军衔的国民政府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

应聘者冀朝鼎，此时已在美国学界小有名气。他从清华毕业后赴美，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就读，并获法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

冀朝鼎的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给他带来了巨大声誉。

根据陈光甫向友人讲述，美国财政部的官员爱德尔向他介绍了冀朝鼎。

爱德尔1935年开始为美国共产党工作。而冀朝鼎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赴美前夕，冀朝鼎曾专门去北京大学拜访了李大钊。这是他第一次和共产党人接触。冀朝鼎后来告诉廖训振，这次见面让他难忘，“畅谈一次，印象很深”。

3年后，左派青年冀朝鼎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反帝大同盟成立大会时加入共产党，成为第一批加入中共的留美学生。后来他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为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中共代表邓中夏等做秘书和翻译。

1929年，经周恩来批准，冀朝鼎回到了美国。

也许是组织授意，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并发展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柯弗兰又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

这些对美国财政政策拥有发言权的学者们很快发现，年轻的冀朝鼎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判断总是十分可靠，于是将其意见作为自己对华政策的依据。

后来冀朝鼎告诉廖训振，他当时受中共派遣接近美国政府，这些对中国问题的预测和意见就来自延安，当然十分准确。

精明勤奋的冀朝鼎很快就获得了陈光甫的信任，并担任环球公司总务处主任。

掌管一亿美元，影响国民政府货币政策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失去了与美国进行贸易的东南亚通道，陈光甫受命回国，冀朝鼎作为他的私人秘书同行。

返回国内，最终导致了冀朝鼎与美国妻子的分离：她无法适应中国的生活。但冀朝鼎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因为这是来自延安的指示。

回国后，冀朝鼎逐渐脱离了陈光甫，开始接近陈光甫的政敌、国民政府的实力派人物——财政部长孔祥熙。

与孔祥熙

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亲还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回到重庆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馆。和他同住的还有已担任美国使馆经济参赞的爱德尔。他们经常陪孔夫人宋蔼龄打牌，这被陈光甫斥责为“不做工作”。

显然，陈光甫并不了解冀朝鼎的真正工作。

廖训振说，冀朝鼎生前曾告诉他，当时他白天通过美国使馆获得了大量情报，晚上就化装直接找周恩来汇报。

冀朝鼎回国后在“平准基金委员会”任职，这个基金会用美国提供的外汇来稳定国民政府货币。冀朝鼎任秘书长，陈光甫任主任。

结果由于孔祥熙的推动和美国方面的认可，冀朝鼎最终主导了拥有一亿美元基金的平准基金会。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带他参加了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

由于法币与外汇具有密切的关联，领导外汇核心部门的冀朝鼎，开始对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具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他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最信任的经济学家。连他参加革命的弟弟、90年代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也说：“大哥是跟国民党走的，我自己则是一心向往革命的。”

根据美国学者拉铁摩尔的回忆录，蒋介石并非不了解冀朝鼎的马克思主义背景。他解释说，蒋介石设想，抗战结束后中国将依赖美国，因此迫切需要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专家。

冀朝鼎和共产党

1946年，内战爆发。周恩来在撤回延安前通过邓颖超给冀朝鼎留了一封书信。信上说：兹际时局严重，国运益艰，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时，深望能作更多贡献。

陈立夫对于冀朝鼎在内战期间的作为充满愤怒。

他在回忆录中说，抗战期间就知道冀朝鼎和共产党有关系，但是孔祥熙和后来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都很信任冀。

陈立夫负责的中统曾告知孔祥熙，冀朝鼎是共产党。一天凌晨2点，孔祥熙把冀朝鼎叫到住处当面质问，冀朝鼎从容应答：“老伯，我跟随您这么多年，您看我像不像共产党。”

孔祥熙沉吟许久，说：“我看不像。”

陈立夫认为，宋子文一直在国外，“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这个人英文不错，可能投其所好。孔、宋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方针任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他举例说，抗战结束后，宋子文主政的财政部提出以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结果国民政府尽收沦陷区的财富，却尽失人心。

陈立夫认为，这些政策是“经过中央会议决定的，竟把我们赶出大陆了。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了共产党成功。”

后来国民政府发行黄金储蓄券，因财力紧张，宋子文就提出按六折还本。陈立夫一再反对，并提出用第二期增发来全额赎回第一期。

“但蒋公太相信宋了，他总认为宋是财经专家。”宋说没有其他办法就没有其他办法，“从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扫地”。

后来国民政府又发行过美元储蓄券，到期后应以美元赎回，宋子文却不予兑现。

根据陈立夫讲述，“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坏主意”。

接管中国银行的军代表龚饮冰(左一)、冀朝鼎(左二)。

与民争利日渐疯狂

到国民政府统治末期，冀朝鼎参与了号称世界最大币改的金圆券改革。按照设计，国民政府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与民争利”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说，当时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

不过直到今天，冀朝鼎提出的促使国民政府经济通胀的建议有多少来自西柏坡，仍然不为外人所知。

30年代开始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之子、军事专家罗援称：冀朝鼎在40年代初受命回国，他建议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使其爆发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崩溃，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

被抓的国军高官

金圆券崩溃之时，冀朝鼎已受山西同乡傅作义邀请飞赴北平，担任华北“剿总”司令部经济处处长。他此行也是专门受中共派遣，意在策反傅作义。后来，傅作义就是在冀家北京的老宅里决定起义的。

冀朝鼎曾向廖训振讲起北平刚刚和平解放时的一件趣事：当时他还没来得及换装，穿着国民党呢子军装、坐着美军吉普车出门，结果被解放军抓住，以为他是漏网的国民党高级军官。

情况汇报到负责北平地下工作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那里，他立刻让放人。从此，冀朝鼎的共产党身份才正式曝光。

“这让国民党大吃一惊，美国人大吃一惊，我们自己的同志也大吃一惊。”廖训振说。

冀朝鼎在1949年之后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利用他在西方世界的良好关系，突破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并建立了新中国的外贸体制。

1963年8月8日，正准备出访阿尔及利亚的冀朝鼎因突发脑溢血，晕倒在办公室。次日中午去世。

经济学家冀朝鼎的传奇革命生涯

叶介甫

“人活在世上就是为改良世界的”。这是我国著名外贸经济学家冀朝鼎在北京清华学校求学时立下的革命志向，也是他毕生奋斗的真实写照。

冀朝鼎，1903年出生于山西省汾阳县建昌村。13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在学校受到了新文化运动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冀朝鼎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美国留学时加入美国共产党，回国后潜伏在国民党内部做党的地下工作，与周恩来、邓颖超有着深厚情谊，曾担任过邓中夏的秘书兼翻译。新中国成立后，从事财政和外贸工作，曾多次出国访问。他是我国与西方国家接触最早、交往最多的高级领导人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应邀赴英国讲学的学者。他还积极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和亚非团结委员会的活动，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做出了贡献，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望。

“真理所在即趋附之”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正在北京清华学校就读的冀朝鼎率领同学上街宣传，被军警拘捕，关押了3天。残酷的现实使他进一步认清了北洋政府媚外卖国的反动本质，民主与科学的思潮更促进了他的觉醒。

这年夏天，冀朝鼎和施等人把暑假修业团改名为“唯真学会”，明确地提出了“政治救国”的主张和“真理所在即趋附之”的行动口号，积极投入了“改良社会”“改良清华”的热潮之中。他们还成立了清华学生自治会。冀朝鼎以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先后被选为学生会评议部及校务改良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学生法庭审判官及《清华周刊》的集稿人，负责《言论》专栏。

1921年，北京清华学校校庆10周年之际，冀朝鼎又和徐水等编辑出版了《清华通俗周刊》，散发给附近的市民。在这本小册子里，冀朝鼎以通俗易懂的文笔编写了《人为什么活在世上》《怎样生活》和《去做》等文章。

冀朝鼎常对志同道合的罗静宜说：我平生最敬慕孙中山和列宁。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矢志不移，奋斗终生，堪为千秋师表，望你以秋瑾、向警予为楷模，认真地向她们学习。也正是基于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共同志趣，冀朝鼎和施等8人，在“唯真学会”内结成了一个核心组织—“超桃”，意即超过“桃园三结义”的生死之交，共同负起改良社会、振兴中华的重任。冀朝鼎和“超桃”成员，一边认真阅读倡导改革的各种论著，一边又分头求教于国内名流学者。冀朝鼎曾于1924年亲往北京大学向李大钊求教，李大钊的学识魅力深深地打动了他，使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了解。

1924年秋，冀朝鼎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1925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消息传到美国后，冀朝鼎义愤填膺，立即与芝加哥华侨组成沪案后援会，并被推选为该会对外宣传演讲员及《芝城侨声报》编辑。他满怀热忱，废寝忘食地四处宣传、讲演，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行径，介绍祖国人民反帝斗争的英勇事迹。他在给清华校友的信中写道：“弟曾被举为芝校国际学生会会计，交结的印、日、韩、欧、美黑白友人很多，忙虽忙，有时与异地人畅谈天下事，也还痛快，我们有救国责任的人，忙些不算什么！”

这时“超桃”组织的几个成员都到了美国，他们在旧金山召开了全体会议，就中国革命的前途等问题进行了认真探讨，一致决定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支持南方革命政府，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这年冬天，中国留学生在芝加哥举行大会，推选冀朝鼎为芝加哥中国留学生会的会长。会后，冀朝鼎等人又认真地讨论了“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的问题，最后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还是共产党好！”

“真理所在即趋附之”。冀朝鼎一旦认定了“还是共产党好”这一真理，就开始千方百计地寻找党的组织。1927年，冀朝鼎作为美国反帝大同盟和中国留美学生中的“中山学会”的代表，前往欧洲参加世界反帝、反殖民主义大同盟大会。会议期间，他从中国代表那里获悉了国民党新军阀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消息。国共分裂的血的教训，使冀朝鼎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背叛革命的本质，也使他更加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拯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革命的政党。于是，经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代表团同志的介绍，冀朝鼎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超桃”组织中的其他7个成员也先后入党。于是，他们组织了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由施任书记，冀朝鼎任委员并兼任美共中央中国局机关报—《先锋报》编辑，和同志们一起用各种方法在旅美华侨和中国留美学生中进行宣传活动，揭露国民党背叛革命的罪行。

不久，他们又在旧金山召开支部大会，决定选派冀朝鼎、张友江两人回国参加斗争。他们路经莫斯科时，见到了正在参加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活动的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根据当时国内斗争情况，组织上决定冀朝鼎暂不回国，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此期间，冀朝鼎奉调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其后，又被派往中国工作，担任邓中夏的秘书兼翻译。

1929年，冀朝鼎奉命回到美国，参加美共中央中国局和《工人日报》的工作，同时主办《今日中国》和《亚美杂志》两个党内刊物，他用“动平”的笔名，为这些报刊撰写文稿。

以合法身份在国民党营垒中

从事地下工作

冀朝鼎留美之初，在芝加哥大学学的是历史，继而攻读法律。后来在革命实践中，由于关心和研究工人的生活状况，研究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而改学经济。当时，在出国留学生中有一种时髦的风气，就是愿意研究外国的问题，以外国的素材撰写论文。而冀朝鼎则独树一帜，致力于中国经济发展史的研究。

当时，冀朝鼎的生活十分窘迫，完全依靠美籍妻子海丽·利文（美共党员）工作维持。但冀朝鼎始终坚持，潜心研究。他从中国古籍文献中搜集了大量资料，认真分析探讨，以此来解释中国历代兴废变革的经验教训，作为振兴中华、改良社会的借鉴。论文写成后，定名为《中国经济枢纽区域》（又译为《中国枢纽经济地带史》）。冀朝鼎由此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这是一本很有见解的学术专著，英、美等国的一些大学把它作为研究中国经济的重要参考资料。

冀朝鼎获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各大学讲学，并一度在太平洋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这时，他跻身于名流学者之中，物质生活十分优厚，但他的一颗赤子之心时刻系念中华。为寄托对祖国的思念之情，他为出生于美国的两个儿子分别起名为冀中田、冀中民，教导孩子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经美共中央中国局批准，冀朝鼎于1938年作为留美学生代表回国视察。视察期间，他千方百计地找到了邓颖超，沟通了美共中央中国局与中共中央之间的联系。视察期满后，冀朝鼎怀着眷恋启程返美，向美共中央中国局汇报中国抗战的情况。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冀朝鼎按捺不住报效祖国的热忱，经美共党组织批准，他毅然归国，投入到国内的抗日战争。

冀朝鼎归国之后，党组织考虑到他长期旅居国外，党员身份从未公开，同时他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决定让他在国民党政府中从事地下工作。冀朝鼎即通过其父冀贡泉和陈光甫的介绍，到孔祥熙手下任职。由于学识渊博、社会关系丰富，他很快就得到了孔的赏识和信赖，担任了平准基金会秘书长、国民党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及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等要职。冀朝鼎利用这些公开身份，长期住在孔祥熙的公馆里，经常出入于灯红酒绿的官场之中，通过各种途径为我党准确地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经济情报，并掩护了许多地下党员，如曹孟君、王寅生等。同时，他还为延安等敌后抗日根据地购置医药、器械等稀缺物品，通过邓颖超转交后方。

抗战胜利后，冀朝鼎被国民党政府聘为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到上海接收日、伪金融机构。1946年蒋介石继续扩大内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驻南京代表团的大部分成员返回延安。临行前周恩来通过邓颖超化名写信给冀朝鼎。信中说：“吉兄（指周恩来）本拟留书给你，以临行匆忙未果，特代草数行以寄意。兹际时局严重，国运益艰，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时，深望能做更多贡献……吾辈既有志，更宜具远大眼光。”冀朝鼎遵照党的指示，以合法身份继续在国民党营垒中从事地下工作。

这时，冀朝鼎在美国的夫人海丽，带着冀中田、冀中民两个孩子来上海和他团聚。由于他们母子不懂中文，生活诸多不便，又鉴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结束，海丽便请求冀朝鼎重返美国。冀朝鼎答道：抗战虽然胜利，但革命尚未成功。振兴中华是我的夙愿，我的事业是在中国，我不能为一己的安逸、全家的团聚而重返美国。在此情况下，海丽只好带着两个孩子回到美国。就这样，冀朝鼎和妻子、儿子做了诀别。中美建交后，冀中田和冀中民两兄弟多次来华讲学和探亲。

解放战争后期，冀朝鼎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一天深夜两点多钟，孔祥熙突然打电话把冀朝鼎叫去。见面后，孔祥熙咄咄逼人地劈头问道：“朝鼎，你要老实说，你是不是共产党？！”

原来孔祥熙接到中统特务的告密，想乘午夜时分冀朝鼎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来个突然袭击。冀朝鼎临危不乱，坦然答道：“老伯，我追随你这些年，我的一切你都了解，你看我像不像共产党？”孔祥熙无言答对，沉吟半晌道：“是啊！我看不像！都是些谣言。”接着又讲了些“勤勉供职”“效忠党国”的话，让冀朝鼎回去好好工作。

国民党特务的这次告密，虽然没有得逞，但他们对冀朝鼎并不完全放心。在一次宴会上，阴险狡诈的蒋廷黻借酒作态，举杯向冀朝鼎“祝酒”：“为你的共产主义干杯！”冀朝鼎机智地举杯回敬：“为你的法西斯主义干杯！”就这样机敏地挫败了敌特的阴谋。

鉴于冀朝鼎已为中统特务所怀疑，而全国的解放已胜利在望，极需像冀朝鼎这样的外贸、经济人才共筹建国大计，因而党组织指示他撤往北方。

1946年底，冀朝鼎出席在澳大利亚召开的第六届国际经济会议之后，回到香港，得到了“华北剿总”司令长官傅作义邀他北上的电报。此时的北平，已陷入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傅作义直接去向南京政府请准，要冀朝鼎就任“华北剿总”经济处处长。然而此时南京与北平之间的陆空交通已被完全切断，只有一架运送钞票的飞机要飞往北平。于是，冀朝鼎决定将计就计，搭乘这架飞机前往北平。冀朝鼎到北平后，住在其父冀贡泉的住所—北池子72号，他曾与傅作义数次商谈和平解放北平之事，为和平解放北平尽了自己一份力量。

富远见卓识的外贸经济学家

新中国成立后，冀朝鼎担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以其卓越的经济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冀朝鼎从多年的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管理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闭关锁国、固步自封，是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之一。而开展对外贸易，增强友好往来，则是发展国民经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方略。因而，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冀朝鼎就提出并拟定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规划和措施。

中国贸促会初建时，冀朝鼎就积极倡导成立了仲裁处，研究和处理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事务。当时我国外贸工作尚未开展，这项工作并不为人们所重视。随着外贸工作的开展，仲裁处在处理外贸事务争端，维护我国经济权益，健全外贸经济立法等方面，日益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此期间，冀朝鼎还亲自创办并主持了贸促会研究室的工作，最早研究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文件和活动。在当时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尚未恢复的情况下，从事此项研究，也确是深谋远虑，独具慧眼。

1957年4月，冀朝鼎率领我国代表团赴当时的西德参加东亚贸易会并参观了汉诺威博览会。回国之后，他即刻组织代表团同志们起草了综合性的考察报告，针对我国经济建设中资金不足、干部缺乏、技术力量薄弱的情况，提出了引进先进技术，促进经济发展，多建立技术资料图书馆（即技术情报中心），加强技术情报研究和引进外资，加快我国经济建设等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和主张。他提出应立即开始对法国、西德、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西方国家的研究，培养干部队伍，以便同这些国家建交后，尽快开展外事工作。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的这些建议未能实现，但历史的进程再一次表明，冀朝鼎是有远见卓识的。

1959年，冀朝鼎率领我国贸易代表团赴中欧的一个国家首都举办展览。展览馆开幕之后，每天都有大批友好人士前来参观、洽谈，但也引起了某些人的嫉恨，无中生有地制造了一起所谓“侵犯打火机专利权”的事件。

一天，这个国家的首都警察局的4名警察突然闯进我展览馆驻地，出示出庭通知书后，要展览馆负责人签字，保证于翌日10时到庭受审，否则立即拘捕。冀朝鼎得悉这一情况后，意识到这是一起预谋挑衅活动。如签字受审，就会损害祖国的尊严，如不签字，4名警察就守在办公室的外面不走。这时他正好有一个宴会必须马上动身出席。事出意外，情况紧迫，在场的我国工作人员暗暗着急。但冀朝鼎却沉着坚定地说道：“我们绝不能在出庭通知书上签字，更不能出庭受审，使我们的祖国蒙受耻辱。”话音未落，警察已走了进来。冀朝鼎立即站了起来，严正地对警察说道：“我是代表团团长，现在要去出席联邦银行的宴会，有什么具体事情请你们去找馆长。”说着，伸手拉着展览馆馆长李兆离出门上了汽车。当警方回过头来找馆长时，工作人员“很客气”地告诉他们，馆长因公外出，不在馆里，4名警察只好无可奈何地走了。

在联邦银行的盛大宴会上，应邀而来的各方面人士盛情款待中国客人。当宴会主人致祝酒词之后，冀朝鼎站起身来，彬彬有礼地说道：“朋友们、女士们，当诸位在此为我们两国的友谊和我们的友好合作举杯祝酒之时，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各位，在贵国首都刚刚发生了一件对中国人民很不友好的事件……为两国的友好往来和贸易发展投下了阴影……”

顿时，惊诧和愤懑代替了宴会上欢快的气氛。这些国家政权的金融界巨头和实业家们担心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会影响两国的贸易发展，损害他们自身的利益，因而纷纷向警察局提出质问，但事态并未停息。展览馆的同志从冀朝鼎的安全着想，劝他立即离开。我国使馆也指示展览馆的有关人员可以先行撤离，然后再办交涉。

冀朝鼎坚定地答道：我们是受祖国和人民的委托来发展贸易关系、促进友好往来的代表使团。当祖国的尊严受到损害，无理的起诉没有撤销的时候，我绝对不能离开！他宽慰同志们说：我持有外交护照，警察当局不敢违反国际公法，动我半根毫毛。

在冀朝鼎的领导下，展览馆的全体同志团结一致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终于使阴谋的制造者们撤销了无理起诉，这个国家的内政部长还亲自来到中国代表团驻地，代表该国政府表示歉意。这件事的处理，既维护了祖国尊严，又保持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显示了冀朝鼎高超的斗争艺术。

1963年8月，冀朝鼎再次受任，准备率领中国展览团前往阿尔及利亚。他按照多年的习惯，和党小组组长商定，临行前再参加一次党小组的生活会。不料，在会前4小时，即8月8日中午12时，他突发脑溢血，晕倒在办公室内，经抢救无效，不幸于次日中午1时25分逝世。冀朝鼎逝世后的3天之内，治丧委员会就收到了来自22个国家团体和个人的吊唁函电150多件。正如廖承志在悼词中所说的：冀朝鼎“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成为我们在国际活动中的榜样”，“不愧为无产阶级的一名英勇战士”。

参考资料：

1.南汉宸：《冀朝鼎同志生平》，载《汾阳党史资料》第二辑。

2.田际康：《冀贡泉附冀朝鼎》，载《山西人物志资料》第一辑。

3.周培源：《毕业六十年—怀念母校三位最早的共产党员》，载《清华校友通讯》第9期。■

（责任编辑陈晓红）

http://www.yhcqw.com/35/125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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