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文件中,地方官员有时把犯人比作需要隔离和紧急干预治疗的病人。
“凡是思想上感染了‘病毒’的人们,一定要在病情尚未发做的时候就及时到教育转化班接受‘住院治疗’,”
和田党委部门发布的一份文件 称。
被拘禁在再教育营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数目前尚不清楚。外界的估计从几十万 到一百万 不等,流亡维吾尔族团体认为还要高。
中国总人口的1.5%生活在新疆。但据倡导组织“人权捍卫者”(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编制的官方数据显示 ,去年全国逮捕的人数中,有 20%以上来自该地区,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在再教育营中的人。
当地居民说,人们因为到国外探亲被送到拘禁营;因为持有有关宗教和维吾尔文化的书籍被送到拘禁营;甚至因为穿着印有穆斯林新月图案的T恤被送到拘禁营。女人们有时因丈夫或儿子的过失而被拘禁。
中国军警去年在和田集会。自几年前穆斯林复兴以来,该市的安全管控已经收紧。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一份官方发布的读本提醒人们要注意“宗教极端”的75种表现 ,其中包括一些在其他国家被认为很正常的行为:青年男性留大胡子,在清真寺以外的公共场所礼拜,甚至突然戒酒戒烟。
“ 我们有麻烦了 ”
和田给人的感觉像是被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包围了。马路上每隔几百米就是戒备严密的警察关卡和检查站。学校、幼儿园、加油站和医院都装上了铁丝网。店铺、公寓入口和金属杆上也都安装了监控探头。
“这里的气氛很紧张,”一名警察说。“我们已经三年没休息了。”
这 座人口39万的城市大约十年前经历了一次穆斯林复兴。大多数维吾尔人属于一种相对宽松的逊尼派穆斯林,而且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世俗化。但刚刚发展起来的经 济、与中东日益密切的互动以及对汉人统治地位的反抗,使得和田一些人开始接受更严格的穆斯林传统。男性留起了大胡子,女性则戴起了头巾,这本来并非维族的 传统装扮。
如今大胡子和头巾消失了,一些海报在警告不要这样做。去清真寺的人似乎变少了,人们进去就必须登记,并且要在监控探头的监视下做礼拜。
2009年,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抗议活动升级为骚乱,导致近200人死亡后,政府开始采取更严厉的政策。习近平及其手下的地方官员更进一步,采取的种种手段让人想起毛泽东的严酷统治——群众集会、公开认罪、派出“工作组”搜查异见人士。
但他们也在用各种技术将新疆各地尘土飞扬的城市和村庄连接起来,令该地区位居监控探头、面部和语音识别程序的前沿。新疆的维稳费用激增,去年给公检法的拨款近85亿美元,几乎比前一年翻了一番。
该运动使得维族社会出现了两极分化。许多基层的执法者本身就是维族,包括在再教育营和安全检查站工作的警察和官员。
和田地区的警察曾遭到致命袭击。 “我们已经三年没休息了。”一名警察说。 Ben Dooley/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在和田,普通的维族人有时候坐公交车要上车下车好几次,穿过金属探测器,刷身份证,或者交出解锁的手机以供检查。
很少有人敢抱怨。“我们不想要恐怖主义,但我们也不是恐怖分子,”一名维族男子在等着过检查站的时候,自顾自地说道。
根据居民的说法和政府报告,新疆每10个家庭会被指派一名居民或当地干部,对他们进行监视;他们的行踪,以及祈祷和参观清真寺等被认为可疑的活动会遭到上报。居民说,警察有时会搜查他们家中的禁书,以及祈祷垫等可疑物品,还使用特殊设备检查墙壁和地板上是否有隐藏物品。
当局还在收集生物识别数据和DNA。两名维吾尔人(分别是前官员和学生)说,他们被命令去找警方,让警察记录下他们的声音,以不同角度拍摄他们的头像并收集头发和血液样本。
党的“工作组”进驻维吾尔村庄后,压力加剧了,工作组有时住在当地居民家中。根据在线发布的政府报告,这些团队要求村民检举自己的亲戚、朋友和邻居,调查居民的态度和行为。
一份报告了描述一个村庄的当局如何在公众集会上,让被拘禁者的亲属
谴责他们的“宗教极端思想” ,并鼓励其他家庭举报类似活动。
“提供信息的人越来越多,”这名叫曹李海的党报编辑在报告中写道。“有的家长亲自带着孩子去自首。”
一位20多岁的维吾尔女性要求只透露她的姓氏:古勒,她说自己戴伊斯兰头巾,阅读宗教和维吾尔历史书籍后,遭到了严格审查。当地官员在她家门口和客厅内安装了摄像头。
“我们说话、做事、读书都要小心翼翼的,”她说。
古勒还说,那一带的一名官员每周都会来访,并且至少花两小时审问她。最终,当局将她送进一个全日制的再教育营地。
喀什市的一座清真寺。中国长期来一直试图限制新疆伊斯兰教,但压力正在加剧。“对于日常生活的入侵如今几乎无处不在,”一名专家说。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古勒被释放后逃离中国,后来她试图联系自己的兄弟,了解他是否遇到麻烦。他发了一个无言的回复:一个流泪的表情。
后来,古勒的母亲给她发了另一条短信:“不要再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有麻烦了。”
破碎的家庭
中国政府表示它正在赢得反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战争,这些问题在他们看来是过去几年造成数百人丧生的袭击事件的原因。有关这些暴力的信息受到审查且不完善的,不过自2014年推动“去极端化”以来,相关事件的发生似乎大大减少了。
但许多从灌输计划中逃出的人士表示,它令公众对北京的态度更加恶化。
“这绝对毫无用处,”哈萨克商人奥穆尔别克·埃利(Omurbek Eli)谈起他在2017年被关入营地的经历时说。“结果恰恰相反。他们会更抵制中国的影响力。”
对于许多家庭来说,亲人消失在拘禁营中,这在情感和经济上都是毁灭性的——这一点反映在党的“工作组”在网上发布的报告中。
其中一些报告 提到,由于许多家庭成员被带走,一些维吾尔家庭无法自己收割庄稼,一篇报告提到一个母亲只能独自照顾五个孩子 。在另一份报告中,和田附近的一位官员说他们召开了一次村民会议 ,安抚那些因亲属被送进拘禁营而面临困难的人。
大规模拘禁还迫使家庭成员与亲属断绝关系,或令小孩与父母分开,从而破坏了维吾尔家庭。在新疆西部城市喀什,由于被拘禁的父母实在太多,政府扩建了寄宿学校以监护年龄较长的“困境”孩子。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新疆当局已经认识到,家庭的力量是另一种权威的来源,”新奥尔良洛约拉大学密切关注新疆拘禁事件的莱姆·图恩(Rian Thum)教授表示。“在他们想要的那种极端的党派忠诚里,没有家庭权威的空间。”
古勒说,关押她的营地很简陋,住在附近的孩子有时可以在深夜悄悄爬上窗户,朝里面的母亲喊话。“她们的孩子会过来说,‘妈妈,我想你,’”她说。
“我们什么也没说,”她说。“因为牢房里有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