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从佛教的传播.发展历程中审视伊斯兰教
作者:
日期:2019-04-10 21:21:43
内容:
历史上，佛教传入中原的历史进程，都是华夏陷入灾难的动乱时期，每当中原被战火纷扰、水深火热之际，便是佛教大举传播至中原之时。佛教的传播，给汉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对中原文化甚至于中原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深重影响。作为一个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历程、曾带给百姓及国家的灾害、以及最终本土化都对当今日益激烈的宗教问题有启示意义，值得我们去深思。
【最初传入】
佛教最初传入中原的时间，历来众说纷纭，其中最流行的学说便是东汉初期，汉明帝感梦求法之说：
梦金人，项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祭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邀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合及显节陵上，经減于兰台石室。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摩腾法兰咸卒于此寺（《魏书释老志》）。
作为一个外来宗教，佛教最迟在东汉初期传入中原，但在当时，胡佛被汉人视为入侵文化，始终受到汉人的强烈排斥，王度：“汉氏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立寺都邑以奉之，汉人皆不得出家；魏世亦然。”，由此可见，汉魏时期，明令禁止汉人不得出家为僧，统治者是对佛教的态度是强烈压制的，佛教对中原的影响微乎其微。
【五胡乱华时期】
然而，自西晋八王之乱始，五胡乱华后，这种情况大大改变，佛教大规模流行开来。总结原因有二，统治者层面：五胡乱华时期，胡人作为异族统治者入主中原，为了稳固其政权，胡人便开始大力推行佛教，以此来实现禁锢汉人的思想、奴化汉人的政治目的，如羯族建立的后赵、羌族建立的后秦、氐族建立的后凉、北魏的大多数鲜卑贵族都大力推行佛教，如此一来，佛教在中原大肆蔓延开来，深深的影响了汉人的信仰。百姓层面：在五胡乱华那个大乱是时期，中原尸骨遍野、十室九空，百姓水深火热、民不聊生，在此种环境下广大中下层汉人对物质生活感到极大的绝望，转而寄希望于寻找一种精神寄托，佛教的四圣谛、六道轮回、涅槃概念，因果报应等思想便迅速成为了民众的精神安慰剂，由此大量的汉人改信佛教。由此，佛教在中原大规模兴盛起来。
【隋文帝一统天下】
及至隋文帝一统天下，光复汉室，清算狄夷，四海归一，固然是汉人杰出的君王，伟大的英雄。可是，杨坚的一些举措却给后世埋下了隐患，给汉人带来了千年的影响。
杨坚是从那种无道之世的人头翻滚社会中，九死一生爬出来的人。所以他极其的缺乏安全感。为了获得安全感，他狂热的痴迷所有的淫祀迷信。这导致，他登基之后，全国复兴佛教。之前被拓跋焘消灭的佛教又再次兴盛了起来。而且隋朝规定，佛教享有超国民待遇，对寺院田产免征税收。
杨坚为什么会如此佞佛，第一有家庭因素。他的母亲是个十分迷信的佛教徒，他自己从小也是尼姑养大的。第二点，他是篡逆之主，所以也害怕被别人篡逆。于是内心里，总是伴随着强烈的不安全感。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文官集团，势力强大一手遮天，让杨坚这种军事集团出身的人，对文官集团怀有天然的不信任。所以他需要佛教这种夷狄之法，来制衡和打击本土的儒家士大夫文官集团。隋唐两朝以武制文，以佛攻儒的体统，便是这么来的。 （此处借鉴白云先生之文）
【唐朝发展至鼎盛】
及至唐朝，佛教迎来了其在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并且一度成为实际上的国教。对于两汉时期以儒学为尊治理国家的概念已经淡薄与模糊，而且礼制也尚未完全恢复至健全的唐王朝的统治者，找到了思想理论寄托，进而使得佛教很快席卷唐朝整个社会。
唐朝的绝大多数帝王极力对佛教示好，包括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与大周女皇武则天。唐代中后期的帝王更是佞佛到了几乎是无以复加的地步。唐代皇族大力修造佛寺佛塔，鼓励民众出家，积极抄写佛经，修造并管理佛像，广交僧侣，奉迎佛骨，广为布施，给予高僧赐紫、赐号、赐爵礼遇，使佛教于唐代达到极盛。文人士大夫也大多对佛教非常信仰。佛学对人们的影晌越来越大，其信仰者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中晚唐以后，普通民众对佛教的信仰达到了高潮，佛教的很多思想慢慢的深入到民间民众的日常生活。皇家的仪仗浩浩荡荡，驱车三百里，将佛骨舍利从法门寺迎接到长安皇宫，然后进行繁缛复杂的迎奉活动，极尽豪华铺张之能事。
唐代皇权针对佛教的单独立法，以政府正式确认教权的方式，体现了国家对佛教势力的法律保护。唐律以世俗亲等关系，来界定僧团内部成员之间的身份关系，足以印证佛教势力的世俗化特征。唐代宗甚至封密宗不空法师为肃国公，加开府仪同三司，食邑三千户，属世俗社会里人臣可得官爵封赐之极致。
在唐朝多次举行奉迎佛骨的活动中，上至皇帝、宰相，下至王公贵族和四方百姓，都到了痴迷颠狂的地步。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月，唐宪宗命令中使杜英奇前往法门寺奉佛骨，为表达自己的向佛之心，“王公士庶，奔走舍施，惟恐在后”，平民百姓则“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有的甚至于砍断自己的手臂，脔割身上的肌肉，不惜自残以礼佛。
【负面影响】
唐代，由于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狂热推崇，佛教的过度迅猛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佛教寺院不但接受唐王朝所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而且寺院之僧众还借机大肆兼并土地。《全唐文》记载了佛教徒借势兼并土地的表现，如“寺院广占田地及水碾裙，侵夺百姓”，即使是当地的官员，也不能有效管理和控制。佛寺广占良田，与民争利，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生产活动。
唐朝中期，随着安史之乱以后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佛寺修建的规模也日益宏伟，政府投资甚多，大量消耗政府财力，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是时，佛寺的穷奢极丽，已经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关注，有人曾感叹道“今天下之寺尽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当时，天下寺院无数，每一个寺院的奢丽程度可比一个皇帝的宫殿之规模，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而这些财富，都是从百姓身上而来。对此，狄仁杰也曾上书指出寺院之危害，占用了大量的财富和劳动力，若天下有变，国家很可能如梁武帝时期那样无勤王之师。寺院的修建，大大耗费了国家的财力，破坏了国家的社会经济。
社会上广建高大佛寺，动用大量劳力；浪费甚多女工，很多金银、社会财富随葬僧尼。佛寺僧尼基本靠社会资助，并且不负租税徭役。傅奕曾说“僧尼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剥削民财，割截国贮”，狄仁杰也曾指出“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以及彭偃、韩愈等人均指出佛教对国家的危害。国家把大量财富浪费到寺院上，且僧侣不用赋税，靠国家供养，国家在寺院上无税赋收入，且通过洗脑式的传播，招募义工，将其说成是礼佛，是无尚的光荣，使其心甘情愿的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并且心甘情愿的交纳礼佛的钱财，寺院便如同寄生虫一样依附于国家之上，长此以往，国力必然下降，甚至于如萧衍那般亡国。
除以上经济的危害，佛教还危及到政治、文化等方面，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早已深入人心，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中原百姓。而佛教的兴起，也在深深地影响着世人，甚至已经深入到政治深处，与儒学展开了竞争。佛教的很多教义，还与儒家思想格格不入，并展开了强烈的冲击。如在礼义忠孝方面：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礼本于事亲，终于奉上，此则忠教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惊所亲。在生育文化方面，更是有驳于汉人传统的多子多福的观念，人口，是封建社会繁盛的重要因素，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人口的繁衍，而僧尼众多且不婚，导致国家人口发展缓慢，亦是国家的一大隐患。且在面临边疆危机、国内积蓄空虚之时，国家却把大量财富投入到修建寺院上，而不以百姓为重、不以民生为重。
佛教的僧众还有许多作奸犯科、破坏社会风气等恶劣行为，据《唐会要》记载，一些僧人“今殖货营生，仗亲树党，畜妻养子，是致人以毁道，非广道以求人”，触犯国家法律，不思悔改，仅以修习佛法来免除其罪行，是危害国家治安、社会风气的罪魁祸首。
到了武则天时期，唐朝均田制全面崩溃。自耕农纷纷破产，失地农民为了逃户和逃税，要么去进寺庙做佃户，要么就去当兵变成职业军人和雇佣兵。因为唐朝仿效隋朝，对寺院庙产不征税，很多有钱人，就为了偷税，就变相的成立寺庙，然后雇佣很多失地流民帮他们耕种赚钱。于是，佛教就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僧侣资本家利益集团。唐德宗时期，宰相杨炎创立了两税制。以前按照人头征税，难以为继。那么就只好按照土地征税。按照土地征税，地主被征税了，他们可以转移资产到寺庙里，因为寺庙不征税。他们为了逃税，就变相的设立寺庙，把农庄摇身一变变成寺庙。这样就可以躲避国家的税收。如此一来，佛教便越来越成为了国家的毒瘤。
【佛教中国化】
及至武宗，教权进一步膨胀，寺院广布，僧尼众多，人心依附，劳民伤财，所谓“败坏国风”局面最终形成，已经严重威胁到国家的税收和统治。于是武宗决心灭佛，武宗曾言：“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指的是儒家思想治国），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旧唐书》卷18《武宗纪》。史料记载，唐武宗时期，共拆毁佛寺共计余所，招提、兰若四万余所，僧尼还俗万人，收奴妹万人，这些人都转为国家的两税户，还没收了寺院数千万顷的良田。唐武宗毁佛的力度大大超过了以前各个朝代。虽然会昌六年（年）唐宣宗敕复佛寺，但佛教已然元气大伤，加之藩镇倾轨，唐末之战乱，经济凋敝，中国佛教从此再无唐朝时期的鼎盛，一蹶不振。
最终佛教在政治上采取妥协的态度，佛门弟子公开宣布，僧尼必须跪拜帝王，寺庙必须为皇家效力。同时，在理论上佛教学说也做了相应的修正，一方面吸收儒家和道家的一些思想，创立各种迎合中国人口味的门派，一方面发挥其“佐教化”的长处，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这些变化，使佛教既迎合了封建帝王的统治思想，也顺应了广大民众的世俗观念。这样，经由五六百年坎坷历程而实现本土化的佛教，便在东方大地上更广泛、更深入地传播开来。如宋代倡导佛儒融合的僧人契嵩，在其作品《孝论》中指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孝之为道也夫！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同时，契嵩将佛教的“五戒十善”与儒家思想中的忠孝仁义相结合，并提出佛教的“五戒十善”，是儒家忠孝仁义的有益补充。由此，曾经盛极一时的佛教最终向华夏文明低了头，佛教经过层层改造，已与儒家、道家思想相融合，形成了一个适合中原文化的“汉传佛教”。
【审视伊斯兰教】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并经过大规模的传播发展、以及与中原本土文化的碰撞冲击，最终磨去自己的棱角、成功“汉化”，如此历程，对当今日益蔓延、且危害逐渐显现的伊斯兰教都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伊教与佛教，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它们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有异曲同工之处，胡佛曾让梁武帝亡国，曾大大削减了盛唐的国力，百姓深受其害……如今伊斯兰教，比之佛教，有过之而无不及，值得我们警惕：
首先，伊斯兰与佛教一样，“广占良田，与民争利”，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寸土寸金的大都市，还是在贫困的小城镇，都免不了清真寺的身影，清真寺的扩张，占用了太多土地，严重影响了民众的正常生活生产，比如安徽合肥航空城事件。
其次，佛教的佛寺修建规模宏伟，政府投资甚多，大量消耗政府的财力，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而当今清真寺的大肆修建，与当初的寺院更是惊人的相似，全国各地均有分布，数量庞大，西北地区尤甚，其人均拥有的清真寺数量，已经高于中亚伊斯兰教国家的清真寺数量。据悉，2015年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经过相关登记的清真寺等伊斯兰教活动场所有39135座，其中清真寺39019座，道堂、拱北106个，礼拜点10个。居世界第二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清真寺庞大的规模大大耗用了国家的财力，如甘肃临夏那个全国最贫困的自治州之一，那个每年都靠国家财政补贴的自治州，却兴建了超过2000家清真寺，富丽堂皇的清真寺拔地而起，耗费了国家的财力，而这些财富，均是出自于百姓身上，清真寺的肆意修建同样破坏了国家的社会经济。更甚于佛教的是，伊斯兰教的兴起还伴随着清真食品的泛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对销往伊斯兰教国家的畜禽肉类食品进行监督检查后，向符合规定的食品出具清真食品证书时收取认证费，收费标准为每份证书100—350元。具体收费标准，可在规定的收费幅度内按货值总金额的1．5‰ 计收，收费额低于100元的按每份证书100元收取；收费额高于350元的按每份证书350元收取，高出部分不再收取。由此，伊斯兰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在中国竟有了税收权，超市中已很难找到非清真食品，而我们每每买入了清真食品，都包含了宗教税，伊斯兰可从中大量敛财，长此以往，必成祸患。
再者，伊斯兰教的泛滥，也同当初的佛教一样，危及到了政治、文化。当今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是立国之本，是我国的指导思想，伊斯兰教本就与马列主义下的无神论严重不符；在文化传统方面，更是与传统的儒释道思想、传统的文化风俗格格不入，如春晚的“二十六，炖牛肉”，很多地区将“猪肉”和谐成“大肉”的行为都在强烈冲击着汉人的文化风俗。
最后，佛教的僧众作奸犯科，破坏社会风气，触犯国家法律，不思悔改，仅以修习佛法来免除罪行，成为败坏国家风气的罪魁祸首，而伊斯兰教也同样如此，由于政策的倾斜、民宗委的大力扶持、以及两少一宽的特权优待、国家对少民的特殊照顾等等，都使得其凌驾于汉人之上，作奸犯科从轻处罚，这种局面下，更加导致穆斯林的肆意妄为，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安定。如新疆对11名伊斯兰恐怖分子减刑，这些恐怖分子，有的是分裂国家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有的是“东伊运”、“东突解”等恐怖组织头目，有的是75事件的组织者，他们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危害，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损失，然而这样的暴徒，却可以减刑释放，这无疑是对其犯罪行为的纵容。
【伊教有可能中国化吗】
经过以上对比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伊斯兰教与当初的佛教一样，都对国家和百姓产生巨大的危害，而佛教经过唐武宗灭佛、士大夫阶层的反佛、以及后期程朱理学的形成，最终妥协让步，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的“汉传佛教”，那么伊斯兰教有没有中国化的可能呢？
在这里，我借用一下@苏子西坡的理论：
佛教中国化有几大前提：
教义不强调信神的独一性
宗教所在地已彻底衰落（印度本土式微），使创设新教派没有外力阻挡
本土文化（古代是儒家）占绝对统治地位，使外来宗教被迫根据其标准改造
官方对外来宗教多次打击
而反观伊斯兰教，以上四点均无一点符合，所以就目前情形而言，伊斯兰教绝无可能如佛教一样中国化、本土化，绝无可能融合到中华文之中来。
伴随着伊斯兰教的大规模蔓延、传播，已引起了诸多危害，严重影响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治安，成为了一颗尾大甩不掉的毒瘤，国家应从佛教的传播发展历程上吸取经验教训，防微杜渐，遏制宗教的势力。如今，美国在特朗普的带领下已开始抵制穆斯林，而我国将会何时行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