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历史真相
作者:百度百科
日期:2022-09-19 11:32:24
内容: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军队建制
同义词 西路军（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部队）一般指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军队建制）
本词条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 提供内容 。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两次组建红军西路军。1932年3月，根据苏区中央局江口扩大会议决定，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红一、红五军团组成红军中路军（后改编为东路军），红三军团为西路军，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4月，西路军抵达上犹。红军西路军抵犹崇苏区后，成立中共河西道委，把崇义游击大队、上犹游击大队和赣南游击大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十二师。6月中旬，红军东、西路军在上犹会合后，取消红军西路军编制及番号，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1936年10月，根据中革军委夺取宁夏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渡过黄河。红四方面军总部和第五、第九军等部随后渡过黄河。10月底，国民党军胡宗南部隔断河东红军主力和渡过黄河的河西部队的联系，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11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共两万余人，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治委员会。陈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西路军西进后，与马步芳、马步青等部在甘肃的永登、古浪和河西走廊地区进行了艰苦战斗。西路军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孤军奋战，虽然击毙伤俘敌约2.5万人，但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1937年4月，李先念率余部突围到达新疆，最后回到陕北。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番号就此撤销。 [1]
参考资料
1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辞典：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简称西路军，指1936年10月由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的部队。人数2.18万人，占当时红军总数的五分之二。西路军遵照中共中央的决议，西渡黄河欲占领甘肃和宁夏，但是因为中共中央战略意图在随后屡屡变更，使西路军进退失据。加之指挥失误，装备落后，没有群众基础等原因，5个月后西路军大部分被在祁连山附近遭马家军击溃。
西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陕甘宁同河西走廊链接苏联的陆地生命线，打通苏联军援的西北通道，但因西路军孤军作战，没有后援而以失败告终。[1]西路军的失败在中共党内有重大影响，张国焘及其支持者的势力受到重创，张国焘也完全被排挤出领导核心，次年即从延安出走，与中共决裂。
1935年8月4日，长征途中的中共在四川松潘县毛儿盖以南的沙窝寨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2]，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他认为应该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发展。11月，由莫斯科回到陕北的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向中共转达了斯大林的指示：不反对中国红军主力从北方（外蒙方向）和西北（新疆方向）靠近苏联。
1936年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刚刚到达陕北不久，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与中共代表李克农在洛川秘密会谈，毛泽东电告李克农：“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则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4月9日晚，周恩来秘密潜入延安（当时由东北军控制），与张学良会谈。4月下旬，张学良对中共联络员刘鼎表示：再等半年，只要苏联方面能接纳他抗日的主张，愿意援助，而蒋仍不抗日，他就不惜和蒋翻脸。5月-6月，中共对未来西北战略作了计划：打通苏联，从而获得援助，联合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组成“西北国防政府”，大本营设于兰州，张学良任政府主席、抗日联军总司令。
按照计划，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占宁夏（当时宁夏包括今天的阿拉善盟，北接蒙古国）；红四方面军进青海，西拒马步芳，配合西北军占河西走廊；红二方面军居中策应东北军控制甘肃。7月24日，张学良与潘汉年谈判，要求红军开始实施打通苏联。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爆发两广事变，蒋中正调镇守西北的胡宗南主力往湖南。中共致电共产国际，希望迅速获得苏联武器装备，以实施西渡黄河计划。共产国际电报回复，同意红军占领宁夏、甘西[3]，但不同意其进入新疆[4]，援助先经由外蒙、宁夏提供。
8月，红二、红四方面军抵达甘南。8月底，蒋中正和平解决两广事变。胡宗南部队再次北上，组织通渭会战。10月上旬末，张学良将会战计划密告中共，并提议红军及早进行宁夏战役，控制河西，从而打通苏联。于是毛泽东提前实施宁夏作战计划，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陕甘，与红一方面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3]后来的三大主力会宁会师目的即是实现此计划。
10月11日，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下达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5]。三个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依照中共中央与军委的决定统一指挥。李先念领导的红30军接受了造船渡河的任务。
10月16日，蒋中正下达进剿令。10月18日，第三路军总司令朱绍良发布《剿匪计划纲要》，以国军第1军、37军、3军分兵进攻。10月19日，中共军委电令：“三十军渡河以至少备足十个船开始渡为宜，恐船过少，载兵不多，不能一举成功。”10月20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离会宁赴打拉池，行前交代，前线作战事宜由徐向前和陈昌浩负责。10月22日，蒋中正坐镇西安督战[6]:508，徐向前率方面军总部离会宁抵甘沟驿指挥作战。同日，国军占领会宁[6]:509。10月23日晚，30军在从红咀子渡口初渡黄河失败。10月24日晚，30军于靖远以南40里处的河抱口成功渡河，并突破马家军的河防阵地[6]:510。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在打拉池得知渡河成功后，即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和徐向前、陈昌浩：“钳制西兰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已大体完成，三十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之(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根据中央军委前次关于战略方针指示，我三个方面军在这一期间以占领宁夏地区，扩大甘北地区和尽力巩固陕甘宁赤区，以及维持和扩大西兰大道以北广大活动地区，吸引胡、毛、王、关诸敌于西兰大路一带，接通远方，争取抗日统一战线的公开形成为战斗目的。”
10月26日凌晨，中共中央军委同意9军渡河，电文称：“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27日晨，9军及红四方面军总部渡河完成。10月29日，中央军委同意31军渡河，但因彭德怀建议，30 日军委又改变命令，令31军掉头赴麻春堡。而负责警戒的红一方面军红5军，由于关麟征师向靖远进发，于是朱德、张国焘令其渡河。由此，红四方面军的30军、9军、红一方面军的5军一共2.18万人在河西，与河东的红军分割开来，而渡河的这些部队仅带三四天的干粮。河西走廊人烟稀少，且缺乏饮用水源。渡江红军在无援的情况下只能北进一条山，开始孤军征程[6]:512-513[7]:407。
陈昌浩和徐向前作部署，计划以30军为前锋，占一条山、五佛寺地区，控五佛寺渡口；以9军占锁罕堡、打拉牌等地，阻西南援敌；以5军居后，驻三角城警戒兰州来敌；总指挥部居中，位于赵家水。 30军很快占据了一条山村寨，李先念和程世才将军部设于双龙寺，然后程世才率88师两个团攻占五佛寺，并控制了渡口。而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则指挥部队消灭了打拉牌等地的守军，并围困锁罕堡的600多守军。10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九军、三十军暂控制眼井堡大路、三塘驿、五佛寺，休息待机。”11月1日，朱德、张国焘在关桥堡会见林育英，而后致电陈昌浩、徐向前，称苏联援助的军用物资已准备好，何时到达定远营尚待通知；河西的部队要准备单独出宁夏。陈昌浩和徐向前致电中央军委要求西进平大古凉。
11月3日，中共中央同意河西红军西进，但要求河西红军一部留守一条山、五佛寺地区。同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决定不采用从外蒙援助的办法，改成从新疆援助。红军与马步芳部全线激战。11月6日，陈昌浩、徐向前等制定“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平番，大靖，古浪，凉州)，决定西进，于平大古凉占据立足点。同日，陈昌浩、徐向前决定放弃一条山、五佛寺地区。11月7日，陈昌浩、徐向前致电中央要求组织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11月8日，中央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作战新计划”。以一方面军，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出陕南，四方面军河东2个军组成北路军，待机入晋，河西红军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打通去苏联路线，西路军因此正式成立。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8]。
西路军下辖三个军：
另有骑兵师，200人马，200支枪，平均每枪子弹25发。全军计21800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占40%左右。
11月11日，中央两次去电询问西路军是否有把握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与盛世才部会合[7]:415，有意让西路军东返。11月12日，西路军领导回复“二马主力约全数三分之二已受我打击”，“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9]徐向前在会上表示西路军已不能在河西走廊耗费兵力时间，应极力进攻新疆，并带部队先向凉州进攻[6]:522。
11月13日，红九军攻打古浪，吸引马家军主力，但是损失惨重[6]:524[7]:417-418。而红三十军则围困凉州，并继续西进攻占永昌、山丹[6]:524。
11月14日，朱德、张国焘电西路军鼓劲“对你们之敌现马步芳、青两部，又分散，又（便）于你们各个击破，后东追之敌并不多，守甘、凉、肃之兵力亦不充足，最利你们各个击破敌人，夺得甘、凉、肃根据地和打通远方任务，这是你们独立可能完成的。”[10]同一天河东的彭德怀却对中央军毛炳文可能渡河追击西路军的前景表示忧虑，提出河东红军主力派出一部“向靖远、中卫、中宁、会宁、静宁活动调毛敌，声援西路军，否则西路军陷于孤立”。[11]而毛泽东则认为还有更好的办法“声援西路军”，即在河东打一仗，打击胡宗南：“据彭电，胡敌续向豫旺进攻，不消灭其一部不能南进。似此有打胡敌之机会，自以集中一、四、十五、三十一军在数日内打一仗再南进为有利。”[12]
11月16日，中央军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果然开始西渡黄河追击西路军，河东朱、张一改两天前的信心满满，变成了忧心忡忡：“毛炳文部可于巧日（十八日）渡河完毕，对西路军判断，认为我西路军已无再东渡可能”，“我们须急设法帮助和策应他们，因他们太孤立，并须急打通远方，得到接济至关重要”。[13]紧接着，西路军首长也一改几天前的信心满满，11月17日提出了“任务次序之询”：“是否我们控制肃州、甘州在手，由远方（即新疆盛世才当局）负责与我们打通，还是我们主力进行玉门、安西或到新疆才有办法。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别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请速详示”。[14]在这个很关键的时刻，11月18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15]
11月18日，河东的红四、红三十一军先在甜水堡重创中央军精锐主力胡宗南部第一师第二旅；11月21日，河东红军的三个方面军主力取得山城堡战役胜利，歼中央军精锐主力胡宗南部丁德隆第七十八师。11月22日，蒋中正急电在兰州的甘肃省主席兼驻甘绥靖主任兼任西北剿共军第1路总指挥朱绍良：“朱主任逸民兄：河西之匪既向西远窜，则以后追击部队应另定部署，此时应即抽调毛军（即第37军）速回转河东岸，协同第一军（即胡宗南部）先肃清河东毛、徐主力为要。毛军最快何时可以调回河东之何地，希详复。中正”[16]河东主力红军主力也一战改变了被动战局，在陕甘宁地区站住了脚，原拟南进乃至“再来一次长征”的筹划随之搁置；还增加了张学良、杨虎城与共产党红军合作逼蒋抗日的信心。张在山城堡战役之后，态度从低调秘密联共开始转向高调公开联共。
此时中央军委来电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而在永昌、凉州建立根据地[6]:525。徐向前主张部队应抓紧时间西进，而陈昌浩则主张停下、建立根据地为上策。双方争吵激烈，但因陈昌浩是政委，徐向前无法自行从事[6]:525-526[7]:419，于是双方致电中央，而中央复电仍要西路军就地作战[6]:527[7]:420。此时马家军调整部队开始强攻，双方在四十里铺、东南八坝、水磨关、永昌、山丹发生战役，马家军与红军各损失六千人，西路军只有一万五千人[6]:530-531[7]:423。
11月18日，西路军进驻永昌县城，直至12月28日主动撤离，共驻守40余天，期间在永昌县创建了“中华苏维埃永昌区政府”和13个区乡村苏维埃，负责人为“黄部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仲科，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兼青年大队长王思福。[17]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马家军因此忽然停止对西路军进攻[6]:532[7]:424。此时西路军内部仍然就东进和西进方针而争执不已，徐向前及大部分西路军将领主张继续西进[6]:535。24日，中央致电要求东进，以减轻陕北红军压力[6]:535[7]:425-426。而此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7日，中央致电西路军继续此前西进计划[6]:537。12月底，西路军开始西进，并迅速攻占高台、临泽[6]:537。此时，中央军委却忽然电告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肃地区建立根据地[6]:538。西路军走走停停的战略，使得马家军有足够准备进行追击和围攻[6]:538。
1937年1月12日，马家军攻占高台，红五军全军覆没[6]:539[18]:630[7]:430。16日，中央电报要求西路军东进[6]:539[7]:433；23日，马家军组织七万兵力开始围剿东进的西路军[6]:541-542。2月中旬，中央致电西路军放弃东进计划，而改为西进[6]:541-542，并反对西路军东出青海大通[6]:544。2月21日，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东进[7]:434，并在西洞堡歼灭尾随而至的马家军宪兵团，缴获颇丰。而此时徐向前与陈昌浩再次就行军方向产生分歧[6]:545：陈昌浩主张重返倪家营子、建立甘北根据地，并指责徐向前是“右倾逃跑主义”[6]:545。重返倪家营子后的西路军面临的是马家军的重新围攻[7]:440，在经过七昼夜的战斗后，西路军再次突围，此时已剩三千余人[6]:548[7]:444-446。
3月14日，部队在石窝山开会[7]:451，军政委员会决定陈昌浩、徐向前返回延安；现有部队分散打游击[6]:549。剩下部队兵分三路，由王树声、毕占云、李先念分别带队[7]:45-451，以红三十军剩下的五个营组成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率领向南，深入祁连山区游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成员随部行动；以红九军剩下的五千余人及百余骑兵组成右支队，由副总指挥王树声率领向北，依托祁连山北麓展开游击；以总直特务团两个连和伤病组成中支队，由红五军参谋长毕占云率领就地坚持游击[19]。其中最后只有李先念带领的一支七百余人部队经过祁连山、抵达新疆[6]:550[18]:630[7]:453；其余河西西路军全军覆没[18]:630。
壮志匡神州，拔剑扫妖氛；
勇士战场死，祁连葬英魂。
全军沉血海，敢顾家与身？
痛悼诸战友，长风万里行。
耿耿怀大义，凛凛报国心；
不求垂青史，愿作铺路尘。
悲愤碎肝胆，革命倍艰辛；
抬头望宇宙，歌罢泪纷纷。
徐向前、陈昌浩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陈昌浩更声称要回陕北跟中央斗争[20]。徐向前一个人沿着祁连山昼夜兼程，在平凉，徐向前遇到了由刘伯承、张浩率领的援西军的前哨——耿飙的部队，顺利地回到了延安[6]:551-552。在保存下来的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后，徐向前担任了副师长，成为八路军中的一员重要将领。而陈昌浩回了老家，1937年6月辗转来到武汉，抗战爆发后才回到延安。
西路军余部分成三个支队，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其中两个支队大部分损失，由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历尽艰险，于4月底到达新疆东大门星星峡。在星星峡期间，西路军余部配合盛世才消灭了哈密的姚尔博斯部。西路军余部437人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5月8日，到达迪化的第二天，陈云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指出，突围出来的左支队到迪化，是通过苏联斡旋建立的统战关系的结果。盛世才同意左支队进迪化是有条件的。为了适应形势，左支队在迪化不能穿红军服装，需换穿盛世才部队的服装来掩护身份。后陈云在写给王明并转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信中，又专门提到此事，其中讲到，“虽然我们队伍也一样穿着国民革命军的服装，戴着青天白日徽章，但是我一眼就可以认出谁是我们的人，谁是他们的人。”先借住在西大桥一家纺纱厂的宿舍，接着又搬到东门外一处营房。西路军余部的驻地，是4个相连的院落，陈云把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对外宣称是盛世才的新兵营。西路军总支队下辖4个队。每个队下辖3个排，每个排辖3个班，每班10个人左右。另有60多名连、营、团职干部，被编为干部队。第一、二、三队二百多人学驾驶汽车，其中第三队在学会驾驶汽车的基础上再学驾驶装甲车。第四队一百多人学习使用各种火炮。干部队重点学军事和政治理论。后来，又在干部队的基础上，举办了二十多人的无线电训练班和十多人的军医训练班。四队学炮后又从中挑选了25人学习航空。新兵营学习汽车、装甲车、炮兵、无线电、航空、骑兵、军医和情报等技术。为培养抗战人才，“新兵营”成为训练抗日军事干部的重要基地；新四军彭雪枫部骑兵团团长周纯麟就曾在西域“新兵营”学习骑兵。总支队拟定培训技术人才的方案后，首先得到盛世才的苏联总顾问巴宁中将的支持，随后与盛世才交流协商。在苏联总顾问的促进下，当时对中国共产党亲善的盛世才对此表示同意。1937年12月，盛世才当着“新兵营”饶子健营长的面指示负责装甲车教学的李国卿“教好教通，不能含糊。”另外，中共方面设法从苏军驻哈密的红八团调来几名苏联教官加强教学。新兵营营区在迪化东门外现五星路一带，北面即为装甲车部队驻地，作为指挥机关的工委会和总队部住在路南即装甲车驻地对面。开学时，陈云代表中共中央作动员报告。新兵营下辖4个队：
1937年12月，李先念、李卓然等高级干部返回延安，部队交中共中央代表邓发管理。李先念回延安后，一度被降为营级干部，后经毛泽东安排到新四军开辟鄂豫边根据地。1940年2月，新兵营大部人员返回延安[21]。
西路军二万一千八百人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灭。其中七千多人阵亡，被俘九千多人。被俘后五千六百多人被杀，回到家乡者二千多人，经营救回到延安者四千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二千多人。由于兵力损失惨重，1937年3月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张国焘遭到面对面的批判，张国焘被免除红军总政委一职，改任边区副主席，后投靠国民政府[8]；二号人物陈昌浩被闲置，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牢固树立。
毛泽东在1936年12月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8]1951年出版的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为：“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1年11月22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指出：“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1991年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新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所收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对西路军的注释这样写道：“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４个月，歼敌2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8]”
2004年，由兰州西路军研究会编纂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洪学智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很长时期，西路军由于被当作是‘张国焘路线’的牺牲品，其史实及研究都被视为‘禁区’，尘封了半个世纪，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备受压抑和屈辱，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
朱玉教授告诉我，6月23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参加“纪念李先念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随着总书记对李先念生平的评价，他等到了最关心的西路军一段。
“会宁会师后，他(李先念)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率部突破黄河天险，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随后，他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指挥红30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连续奋战，重创敌军，对配合河东红军战略行动、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听到这里，76岁的朱玉教授说他笑了，“这是对西路军历史的再一次肯定，更是对众多西路军将士和他们后代的莫大告慰”。作为西路军问题的研究者，朱玉为还原西路军历史本来面目所做的贡献，功不可没。
尘封的历史
1979年，46岁的朱玉调到原解放军政治学院《徐向前传》编写组工作，分配给他的是写徐帅在红军时期的经历，其中包括川陕、长征及西路军这段历史。
西路军，在中共党史上几乎成了“悲壮”的代名词。1936年10月，以红四方面军主力的2.18万人西渡黄河，后被命名为“西路军”。在仅150余天时间里，这支军队在河西走廊血战到几乎全军覆没。除400多人在陈云、滕代远接应下到达新疆外，7000多人阵亡，被俘遭虐杀活埋5600名，最后被营救陆续回到延安4700名，20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2000多人辗转回到家乡。
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曾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区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一结论成了未来若干年来的主调。
“我在研究资料过程中产生疑问:三个军渡黄河，如果是擅自执行张国焘的命令，那么党中央发现后，为什么不下命令让部队返回？徐向前身经百战，如果想建立独立王国，为何不率军直插新疆，反而在凉州一带不进不退，待在这里被动挨打？”带着诸多疑问的朱玉，开始有意识地将重点放在中央与红四面方军往来的电报上。半个世纪以后，一段曾经讳莫如深的历史渐渐完整而清晰地呈现在后人面前。
“西北国防政府”
“1935年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 (又名张浩)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他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一条信息:他动身前，曾得到斯大林的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朱玉说。欲靠近苏联，当时红军可以选择的地点有两个:宁夏方向和新疆方向。
70年前的中国西北有一支特别重要的力量，是1935年出任 “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1936年4月下旬，张学良明确对中共派驻在他身边的联络员刘鼎表示:再等半年，只要苏联方面能接纳他抗日的主张，愿意援助，而蒋仍不抗日，他就不惜和蒋翻脸。
“张学良的态度显然给中共一个很乐观的估计。”朱玉教授说。中共高层渐渐形成了一个对西北局势的战略构想。“中共希望成立以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 ‘西北国防政府’，由张学良担任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同时，努力打通苏联，获取国际援助。”
从某种意义上，“打通”行动的成功与否，将是决定“西北国防政府”能否如计划发动的一个重要砝码。由于张学良不愿做 “打通”的主力，只能“隐蔽配合”，红一方面军自身军力有限，故中共中央只好寄希望于二、四方面军的北上。
西渡黄河
1936年6月1日，广东军阀陈济棠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联合举兵反对蒋介石，爆发了著名的“两广事变”。蒋介石只能暂时抛下西北事务，转而应付解决“两广事变”。
中共方面从中看到一个极其难得的历史时机。“因为蒋介石处理 ‘两广事变’无暇顾及西北，中央决定将西北的发动提前。”“河西计划”报告给共产国际后，共产国际同意红军占领宁夏和甘西，但不同意进入新疆；援助物资先从宁夏方向提供。“共产国际不同意红军进入新疆的一个原因是盛世才。盛世才半独立于蒋介石半亲苏，共产国际方面担心红军进入新疆境内，会给盛世才带来政治上的麻烦。”朱玉说。
正当中共方面想借机调动红军，以实施西渡黄河、占领宁夏的河西计划时，国内局势发生了变化——“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这使蒋介石又回戈西北，对红军再度形成威胁之势。
“情势紧急，毛泽东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根据张学良建议，中共决定二、四方面军迅速北上陕甘苏区，与一方面军共取宁夏，后取甘西。朱玉教授说，这就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宁会师的战略目的。会宁会师的第二天，即1936年10月11日，中共发布了《十月份作战计划纲领》。其中，要求“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11月10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
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把造船渡河的任务交给了主力部队李先念的红30军。李先念受命后与代军长程世才率军进抵靖远附近的黄河岸边。
10月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坐镇指挥，逼迫东北军、西北军参战。情势危急，当天，徐向前、陈昌浩电告朱德、张国焘及军委:“30军于23日渡过河。”但当晚因为黄河中间有片之前未侦察到的浅滩，船只受阻，偷渡失败。
心急如焚的李先念第二天重新沿河勘察地形，当晚，他们突破敌人防线，占领滩头阵地，30军全部成功渡河。此后，红四方面军总部率9军渡河。正当31军准备渡河时，胡宗南部队已经北进，彭德怀建议“暂不过河”，已经开到河边的红31军返回阻敌。当时，担任警戒任务的是红一方面军的红5军，因为国民党部队已迅速追赶过来，朱德、张国焘命令红5军也全部随船渡河。
至此，包含了红军三个军的河西部队，与河东的红军主力被敌人切断，从此开始了孤军血战的悲壮历程。
血战河西走廊
“河西部队过河时，每人只带了三四天的干粮，这一块地方人户稀少，粮缺水咸，没有补充来源，绝非大军久留之地。”朱玉教授介绍。但是在“打通国际路线”的口号鼓舞下，此时的河西部队并没意识到一幕悲剧已悄悄拉开序幕。
红军渡河后，蒋介石马上任命青海军阀新二军军长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进击红军。李先念指挥部队与其展开拉锯战，战况极为惨烈。
如果说红军此前的战略重点是渡河、占领宁夏，那么此时，大兵压境下的红军河东部队，已经将重点转移到“击退南敌”上，占领宁夏的战略目的已不那么急迫。此时，共产国际方面又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11月3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电，说明原计划从外蒙古(即宁夏方向)的武器支援改为新疆方向了。
“显然，红军即便占领了宁夏，也没有取得苏联军事物资支持的可能。”另一方面，在河东的红军部队面临断炊的危险，而“蒋介石北上后张学良一直不表态，原来的计划全盘落空。”在此情势下，中共中央秘密制定了一份 《作战新计划》，将红军重新部署，分为南路军、北路军，分头突破。与南路军、北路军相对应，在 《作战新计划》里将渡河部队称为西路军——“西路军”的名称由此正式确立。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西路军下设三个军: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松海；30军代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此外，还包括骑兵师、妇女独立团、回民支队。
“不久，因为宁夏战役不能进行，东返还是西进，中央发来电报，征求渡河部队的意见，徐帅坚决主张可以独立完成单独打通新疆的任务。”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前政委、徐向前的秘书李而炳说。西路军将领也赞同他的西进意见。此时的西路军将士并不知道，中央及军委已经放弃宁夏战役计划，而在为向黄河以东的战略转移作部署。徐向前后来回忆，“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动，我们事前事后均一无所知，直到近几年才弄清楚。”
11月9日，西路军按计划西进，9军占领了古浪城，马元海率军尾追而至，向立足未稳的红军发起猛攻。9军苦战3天，牺牲2000多人。“这一仗之后，主力部队9军元气大伤。5军名义上是个军，但人数少，实际不足一个师的兵力，所以西路军后来主要靠李先念的30军作战。”朱玉教授介绍。
11月19日，徐向前收到中央军委来电，“要我们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在这样荒凉的戈壁大漠中建立根据地非常不切实际，满怀疑惑的徐向前曾在11月24日起草一份电文，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但中央复电，仍要西路军就地坚持。
这个疑惑在徐向前心中保留了几十年，直到晚年看到那份《作战新计划》才明白，中央的意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让河东红军主力向东或向南战略转移”。
为了牵制河东的国民党部队，西路军便不能西进过远。于是他们根据中央指示，在永昌和凉州建立根据地。“这一带是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又是马家军拼命争夺的战略要地，西路军不进不退，被动挨打，几乎无日不战。”朱玉说。
西路军在永昌与马家军打了一个多月的消耗战。此时的西路军已由2.1万多人减至1.5万多人。46年后，李先念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在那里犹犹豫豫，打打停停，停留了一个多月，是非常失误的。”
东进与西进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发生。以为蒋介石势力就此扫除的中共，又向西路军重提“打通远方”的任务。西路军遵照命令，准备西进。
此时，意欲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何应钦，指挥“讨伐军”进逼西安。12月22日，中央又来电，命令西路军东返，策应张学良、杨虎城抗击南京政府。
徐向前他们在调集兵力准备往东走时，12月25日“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中央军委来电:“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于是，为了全局战略，12月底，西路军再次西进。
没想到，几天后，命令又变了——1937年1月5日，西路军收到命令:“即在高台、临泽地区结集，暂勿西进。”此时局面又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回南京后又扣押了张学良，准备进攻西安，河东形势再次吃紧。“当时中共方面的周恩来、叶剑英和国民党的顾祝同正在谈判，争取和平解决，谈判涉及红军活动的地盘问题，所以中央希望西路军原地待命以观局势发展”。朱玉教授分析。
可是彼时的西路军的领导人对河东形势的变化和军委的意图并不清楚，徐向前、陈昌浩给中央军委提出，要求派红4军和31军增援，东西合力夹击敌人，“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要求“独立完成任务”。于是，西路军再次停止西进，也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1月20日高台失守，5军军长董振堂、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13师师长叶崇本均壮烈牺牲，3000名战士战死。
河东的战略变动使西路军贻误了战机，终于被敌人重兵包围。
最后的战役
1937年1月28日西路军集结到倪家营子，还剩1万多人。在这里，西路军将士与马家军展开了一场历时40天的血战。
2月13日，西路军军委会致电中央表示，希望等天气稍暖后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但几天后，他们收到了以中央书记处及军委主席团双重名义发来的一份电报，除不同意西路军转出青海大通西宁外，还很严厉地质问:“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有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
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西路军的情况越来越危险。其间，徐向前不断向中共告急，请求速派援兵支持西路军。“但这时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已进入‘拍板’阶段，和平协议，即将达成。”于是，中共方面不得不小心翼翼，不敢随意用兵，以造成 “破坏和平”的口实，“所以，对于救援西路军一事，党中央左右为难，总是希望尽力通过谈判解决。”
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余部退进祁连山。在一座被当地人称为石窝的山上，陈昌浩最后一次行使了军政委会员主席的职权，他宣布徐向前和他本人离队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将仅存的3000人编为三个支队，分路游击。留下来的人里就有陈昌浩的妻子张琴秋。当时，石窝山上一片哭声。徐向前曾劝说陈昌浩留下来以稳定军心，而陈昌浩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和中央斗争去！”徐向前在回忆录里说:“他要斗争什么呢？无非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
其中红30军的剩余人员被编为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率领，攀行在祁连山的雪岭冰谷之中。4月29日，终于到达新疆与甘肃交接界的星星峡，与盛世才的接应人员接上了头。西路军将士的命运极为惨烈:红9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被大刀砍死。与总部失去联系的妇女独立团，遭重敌包围全部被俘。这些女战士有的被马步芳、马步青作为战利品赏赐给各级军官做妻妾，有的被转卖多次，有的被迫自杀……
徐向前在回忆录里说，“西路军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徐向前说，“孤军外线作战，任务不定，迟疑徘徊，实为兵家大忌。而西路军的情况，却恰恰如此”。而另一方面，“由于中共态度明显改变，蒋之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又发出最后通牒，东北军高级将领态度分化，终于激起了西安方面内部兵变。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于2月2日枪杀了赞同中共主张的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等，致使东北军内部严重分裂。原计划中的西北三位一体至此全面瓦解”。
艰难的还原
1980年12月2日，朱玉以“竹郁”笔名写就了短文《“西路军”疑》，因为话题敏感，在曾经的红四方面军老战士、成都军区司令员陈明义的支持下，几千字的文章印了若干份，发到红四军的老干部手中。
此后，朱玉又发表了两篇关于西路军的文章，虽然这些文章都仅限于在内部发行的刊物上发表，但它还是引起不少争议。朱玉的一位同事回忆，由于这些争论来得突然，全国党史研究会的领导也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才好。“当时全国性党史学术讨论会几乎年年召开，每次开会，主持人都要一次再次地宣布:本次会议不讨论、不涉及西路军问题。”
与此同时，朱玉的这篇《“西路军”疑》出现在邓小平眼前。“现在也没弄清楚，小平同志是从哪个渠道得到这篇文章的。”李而炳说。因为邓小平任政委的二野的老同志不少出身红四方面军，大家推测可能是邓的某位部下将文章送给了小平同志。邓小平对文章非常重视，将《“西路军”疑》批给了李先念。
1983年2月，李先念主持起草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文中明确说:“……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邓小平于1983年3月22日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可是一段历史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并不是那么顺利的。1984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祁连山的回声》，仅因片头解说中有“西路军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打通国际路线”一语，便被责令将拷贝全部收回……
199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对西路军问题，仍沿袭以前说法。李先念得知后，非常生气，他当即给中央党史工作小组的领导人写了一封信，这位温和的老人用罕见的严厉语气说:“‘奉命’，‘奉命’，究竟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组成的’等等……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混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1万多西路军将士吗？！”已经印刷的书籍被悉数收回、修改、重印。
1990年6月，90岁的徐帅因心脏病住进301医院。李先念来到301医院看望徐帅。徐帅用手示意李先念走到自己跟前。李而炳回忆:“他告诉先念同志，自己的后事有三点交代: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这时的李先念紧紧握着老领导的手，转过头来，他一脸庄重地对李而炳等工作人员说:“我也是这三条……”临终前的几个月，李先念经常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西路军悲壮的一幕:战士们自动排成左右两排厚厚的人墙，掩护李先念、程世才和军部机关从中间通过。敌人的子弹一排排地射来，许多指战员倒下去了，鲜血染红了通道……
1990年、1992年，徐向前与李先念相继去世。亲属们根据他们的遗嘱，将他们的部分骨灰撒在祁连山脉，西路军当年的战场上。“我想这是两位老人最后的约定，西路军是他们一生中永远无法忘怀的一段经历，他们毕生都怀念那些牺牲在大漠的战友们，最后也要和他们在一起。”说到此，李而炳的眼里有泪光。 (据《三联生活周刊》李菁/文)
https://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200908/0803_7180_128189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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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西路军历史真相澄清始末
党史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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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英
绵延两千里的河西走廊里，湮埋着半个多世纪以前一段惨烈悲壮的红军西路军历史。很长一个时期里，西路军问题一度是党史和军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由于事件参与者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干预，并得到了邓小平的坚定支持，使得研究这段历史的环境逐渐改善，西路军的历史真相逐步得到澄清，并渐为学界和公众所接受。回顾这段历程，个中的曲折和种种鲜为人知的内幕，令人深思和感叹：认识和接受历史真相有时真的很不容易啊！
《毛泽东选集》对西路军问题的"定论"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红四方面军２．１８万人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经河西走廊向新疆方向前进。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围追"兜剿"。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不怕牺牲，浴血奋战。但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孤军作战，虽然毙伤俘敌约２．５万余人，但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就在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之际，延安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准备着手清算时任中革军委主席团成员、红军总政委、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错误。１９３７年３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深入揭发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并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毛泽东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其实，毛泽东的这种观点，早在一年前就已提出。他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１９５１年出版的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为："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西路军问题所持的基本看法：其一，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最后破产的产物。其二，组织西路军渡黄河西进，是"张国焘命令"的。由于１９５１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对西路军作了如此权威的"定论"，所以，此后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涉及西路军问题的著述中，其基本的调子和说法，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是来自或抄自１９５１年出版的《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及其中的一条注释。
毛泽东电文的发现揭开了西路军问题的盖子
历史事实本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当西路军因兵力悬殊寡不敌众而兵败河西走廊之后，真相就被模糊和湮埋了起来，历史被改变了模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事情出现了转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朱玉奉组织之命，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他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以及其他一些人们所不知晓的情况。毛泽东电文的发现，说明部队西进是领受了党中央的命令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大使命，以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并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根据新发现的档案资料，朱玉在史学界首次提出了西路军问题的现有定性、定位很不妥等看法。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日，朱玉以"竹郁"笔名写成了《"西路军"疑》一文，就西路军西渡黄河、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拒绝东返等问题提出疑问，向传统观点发起了挑战。不久，这篇文章被报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对西路军问题极为重视，他将此文批给李先念研究。
随后，朱玉于１９８１年３月写出了自己的初步研究成果--《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一文，用当时大量的事实和电报论证：红四方面军的渡河，完全是根据中央的要求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他把这篇文章寄给了有关业务部门，希望在其内部文稿上刊载，以引起专职部门的专家学者们研讨思考。由于受西路军问题的传统说法年深日久的影响，该部门担任研审任务的人员写出长篇文章，作出了不接受新观点的反驳回答，即仍然坚持原传统观点的基本说法。于是，朱玉又写出了观点鲜明的论文《被否定的历史和被历史的否定》，进一步详谈了自己的论点和论据，来捍卫自己的观点。
这样，在李先念组织研究西路军问题的同时，史学界的一部分学者也开始撰写向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文章。西路军问题的盖子被悄然地揭开了。
中央对西路军问题极为重视
李先念是西路军的亲历者，当年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三十军政治委员，西路军最后分散游击时负责军事指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按照邓小平的批示，李先念开始组织研究西路军问题。在此过程中，作为西路军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陈云对西路军问题的解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２２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说："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３个月后，陈云再次同李先念谈论西路军问题。李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看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７７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陈云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组织人员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于１９８３年初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１９３５年９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１９８３年１月５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份电报后，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同年３月８日，陈云又就西路军问题致信李先念："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１９８３年３月１２日，李先念给邓小平一信说："送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批语，请阅。您在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３０日，曾将竹郁同志写的《'西路军'疑》一文批给我看，我又送给了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对西路军的问题有些了解。他看后要我写份材料存档。由于我对当时的全面情况了解不多，四十多年来又没有研究过，对重要历史事实根据不清楚。近一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徐）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指示。"不久，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
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的批示，从根本性质上正确地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问题，为澄清西路军的历史真相迈出了不可逆转的第一步。
史学界对西路军问题的研究
由于李先念的《说明》和中央常委的批示只限存档，因此，中央关于西路军的新结论并不为史学界及公众所广泛知晓。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在李先念组织人员研究西路军问题的同时，史学界也有一部分研究者对西路军问题作出了可贵的探索。这种探索的历程中充满了新旧观点的激烈交锋，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原有传统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阶段。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来看，史学界对于西路军问题的研究还不够重视，这一时期的论文和著述还比较少见。８０年代初期，先有朱玉等少数同志的几篇文章，或就西路军军史中的争论问题提出见解，或对１９５１年出版《毛泽东选集》中的关于西路军问题注释进行质疑。但由于这些文章都是登在党史研究室内部文稿上，印数很少，发送面很窄，一般人并不知晓，对外影响极为有限。８０年代中期，曾任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元帅，用三年时间写成了《历史的回顾》一书。作为对西路军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徐帅在书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历史，全面具体地阐述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有的研究者根据《历史的回顾》一书所披露的西路军的史实，并根据其他研究者发掘的档案资料，提出了"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并非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口号"；"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的渡河，西路军的组成，西路军的西行，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建立临（泽）高（台）根据地等都是执行军委命令的"；"西路军的行动是党的整个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结论；并进一步总结了西路军失败的四点历史教训：一是"任务多变"，二是"战场主动权的丧失"，三是"缺乏战场指挥上的机断专行"，四是"对于蒋介石的轻信"。
不过，整个８０年代仍是传统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当时，试图突破研究"禁区"，对西路军问题进行拨乱反正意义上的研究还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行为，因为"当时有人给扣政治大帽子，说这是'为张国焘翻案'"。那时，一些公开刊物连续发表用传统观点解说西路军问题的文章，以昭示传统观点的不可动摇的地位。例如，有的文章认为，"西路军的形成，从根本上讲是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的产物，这已是历史的定论"。还有的文章认为，"西路军西渡黄河是继续执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结果，西路军的惨败宣告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最后破产"。但是，仍有一些学者敢于向传统观点的坚持者和公开附和者提出挑战。例如，１９８７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陈铁健就撰写了一篇揭示西路军历史真相的文章--《论西路军》，此文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后，"引起了党内高层的反应"。为此，"胡绳同志在院里召开了一个小会"，"宣读了杨尚昆、李先念和邓小平等同志此前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批示，然后说，研究无禁区，作者在研究中没有犯什么错误"，"这类问题中央已经有了意见，我没有向你们传达，责任不在你们。"由此可见，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西路军问题在史学界还是一个多么敏感的问题。当时全国性党史学术讨论会每次开会时主持人都要一再宣布：本次会议不讨论、不涉及西路军问题。但是，私下里研究者的兴趣和议论却越来越多。
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突破对西路军问题的传统定论，西路军的历史真相逐渐为史学界所接受。
由于历史包袱沉重，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仍有一部分人固守原有传统观点，甚至对新的研究结论进行全面的否定。在此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新华文摘》１９９１年第一期转载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通过对当时一些电报稿进行了断章取义的分析，得出了"中央丝毫没有让四方面军之三个军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意图"；"张国焘要对西路军失败负责"；"西路军的由来是出自河西部队自行决定、自行发起、自行组成，在报请中央之前，由中央及军委作了认可并更改了名称罢了"；"组成西路军，不是中央军委的既定方针，而是在既成事实面前，中央及军委作了认可罢了"等结论。
史学界对于西路军问题看法的根本转变可能还必须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说起。１９９１年，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但书中对西路军只写明是"奉命"西渡黄河，而没有写明是"奉谁之命"--是奉张国焘之命，还是奉中革军委之命？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尚未发行之际，这一问题引起了重大争议。曾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读过书中有关西路军的一部分文字后，感到吃惊而愤怒。他于１９９１年７月８日给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写下了一封信。信中说："１９８２年，我受小平、陈云同志的委托，花了近一年时间，组织人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１９８３年初，我写了《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对此，小平、陈云同志都作了批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阅。""我坚决要求：最少应该加上'奉中革军委命令'几个字。"来自李先念的愤怒使人民出版社不得不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有关内容进行修改。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关于西路军的叙述回到了本应属于它的轨道上："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２４日夜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面对历史纷争，哪么西路军的历史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中央究竟有无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意图？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大量档案资料的发现说明，西路军的行动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部署。作为西路军事件的重要见证者，如前所述，陈云对此作了证明。一些研究者在研究中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西路军的西征作战，是毛泽东就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后遥控指挥的首次大战役，又是由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明确首肯和部署的军事行动"。
从１９３５年一、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师，到１９３６年第二次会师，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共中央的既定战略方针是指挥红军北上，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获取军事物资援助，解决战略依托问题。１９３５年１１月，斯大林关于不反对中共红军主力从外蒙古或新疆靠近苏联的意见，由从莫斯科归国的张浩传达给陕北中共中央。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４日，张浩、张闻天将此意电告转战在川陕的朱德、张国焘。至此中共党内军内对此皆无异议。６月６日，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同意北上。９月１１日，共产国际决定："在中国红军攻占宁夏地区后提供１．５万至２万支步枪、８门火炮、１２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武器将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中国政府尚未承认外蒙独立，作者注）南部边境，将通过知名的乌拉洼洋行售出，为运进宁夏作准备。"１０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会师后组成了中革军委主席团，其成员包括毛泽东、彭德怀、朱德、张国焘等人。朱德、张国焘以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和军委决定，对全军作战进行组织指挥。为打通苏联国际援助路线，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把宁夏战役作为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决定的一环，抓紧进行部署，"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十月十一日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休整，作好渡过黄河的各种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
由此可见，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央和中革军委既定的一个战略部署。
西路军的西征是否是执行中央宁夏战役的计划？
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１９３６年８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全国的抗日高潮，提出三大主力会师后合力夺取宁夏的战役计划。中共中央打算通过夺取宁夏，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并打通同苏联的交通，首先形成西北抗日局面，进而推动全国大规模抗战的实现。１０月１１日，中央和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命令："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之其余两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立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攻宁开始时机依造船情况决定，但至迟十一月十号前须完成一切攻击准备。"
西渡黄河的具体过程是：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根据《十月份作战纲领》的要求，当即确定由三十军开至靖远附近秘密造船，侦察渡河点，准备渡河事宜。"徐向前把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找来交代了任务"，"李先念当过木匠，能够内行地指挥造船"。这期间，"中央不断来电催促，还让彭德怀派人送来造船用的木板、铁钉等材料"。在经过紧张的准备以后，三十军于１０月２５日从靖远虎豹口渡河成功。当天，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报告三十军渡河成功，并提出部署意见。中央复电同意九军渡河。于是九军开始渡河，方面军总部也过河指挥。但前方军情瞬息万变，徐向前、陈昌浩率九军、三十军渡河北进后，背水作战，三面受敌--南临兰州北进之敌，西受马步青、马步芳的攻击，北有马鸿逵、马鸿滨部的遏阻，要完成以一个军出中卫、一个军取定远营的任务，困难极大。因此，徐、陈致电军委，建议：三十一军过河随总指挥部行动。中央当即表示同意。当三十一军按中央电令向河边开进时，军委又根据彭德怀建议电令该军暂不渡河。于是，已经开到河边的三十一军复折回麻春堡地区阻敌北进。此时，敌关麟征师已突进到靖远附近，担任警戒和看守船只任务的红五军，无法向打拉池靠拢。朱、张遂令五军于３０日全部随船渡河，待命行动。此后，河东、河西的红军即被敌军割断。
这些历史事实说明，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是在执行中央宁夏战役计划。
西路军的行动是否一直受中央直接指挥？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根据大量的电报资料和有关亲历者的回忆资料可以说明，西路军的行动一直受中央直接指挥。这可从以下方面来分析：
其一，西路军的组成，是中央根据敌情的变化，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作战新计划》决定的。这个新计划是，河东红军实施外线出击，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扩大统一战线，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抗日。为此，中央决定以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西路军的任务是：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这就是说，中央下达西路军番号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同时组成南、北、西三路军总计划的一部分。为统一领导，中央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有：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其二，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忽西忽东，完全是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行动的。西路军组成后，中央即电示徐、陈西进。不久，中央根据河东战略部署的需要，提出西路军应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但是，"西路军处在既无后方，又无补充的境地，孤军奋战，困难极大。于是，徐、陈多次将在河西走廊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不利处境报告中央，请示行动方针。"中央虽然了解西路军面临的巨大困难，但为策应河东红军的战略需要，仍要求西路军在甘东地区牵制马敌，并保持向东回旋余地，目的是造成河东、河西红军将在结冰期会合的战略态势，迷惑敌人，以策应河东红军主力东出或南出，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
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发生，军委主席团遂即电示徐、陈：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一面争取二马抗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以一部接通安西地区。于是西路军开始准备二次西进。此时，亲日派头子何应钦派"讨伐"军进抵西安。张学良、杨虎城为保证西安侧后方安全，提议西路军以一部出靖远，配合河东红军击胡（宗南）敌。这样党中央又改变了西路军西移的决定，命令部队东返。西路军刚调动部队，准备东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陈昌浩、彭德怀、任弼时：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然而，蒋介石回到南京，又调集四五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根据形势的变化，军委主席团再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此后，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陷入寡不敌众的绝境。
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失败该负怎样的责任？
二十多年来，在澄清西路军这桩历史疑案真相的过程中，研究者们多侧重于推翻西路军问题的原有论定，即证明西路军的失败不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西路军的行动是执行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澄清西路军问题的历史真相的过程也就是在西路军问题上为张国焘"翻案"的过程。但是，作为中革军委主席团成员、红军总政委、红四方面军重要领导人，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失败究竟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这个问题似乎被一些研究者忽略了。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党史专家胡绳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西路军问题涉及张国焘问题，当时中央红军已受到很大削弱，而张国焘四方面军却是兵强马壮。叶帅截收电报问题，恐怕要从政治上看。电报不一定讲得十分明白，毛泽东的政治敏感性特别强，看出了电报里的真正用意。西路军接受的是军委命令，上面署名是张国焘、朱德，张和军委不能截然分开。张当时想与苏联挂上，抬高自己的权势。"那么，究竟该怎样认识张国焘与西路军失败之间的关系呢？笔者认为，可以作如下分析：
其一，在执行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张国焘仍有个人的打算。１９３６年６月６日，张国焘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１９３６年７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他企图拉拢刚刚会师的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错误活动和主张，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抵制"。"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二、六军团快要与四方面军会合时，中央迅即下令让他们成立二方面军，就是为了防止贺部被张并吞了去"。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４日，中央和中革军委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作出具体部署，要求进抵甘南的红四方面军立即占领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安）兰（州）大道，与在固原西部的红一方面军部队靠近，阻止胡宗南部队西进，争取两个月后夺取宁夏。但张国焘这时又对北进方针动摇，于９月２１日命令红四方面军掉头西进，打算渡过黄河，进到凉州、永登地区，并认为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后经中共中央的耐心说服和命令，以及朱德和红一方面军一些领导人的抵制和斗争，加之在兰州以西渡河困难，张国焘才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对此，有的研究者指出："张国焘是不愿意到陕北与中央会合的，二次北上时，他就警告过陈昌浩，会合后不但我的总政委当不成了，你的方面军政委也当不成。"而宁夏战役作战计划一下，为张国焘提供了一个另辟根据地的机会。对此，有的研究者指出："四方面军渡河不仅是为了打仗，而且要在河西找一个安身之地。"因此，在执行中央宁夏战役计划之初，张国焘急于立功赎罪，对中央指示的贯彻是积极的。
其二，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打通国际路线的大方向上，张国焘虽与中央是一致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对中央的具体部署却缺乏信心。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作好渡过黄河等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和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这时，蒋介石调集十几个师向北大举进攻。针对这种情况，１０月２５日中革军委提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在具体部署中，规定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先行渡河，其余的集中阻止南线来犯的敌军。这时，张国焘仍对重点击破南线之敌缺乏信心，"虽然表示同意中央的部署，但又不断地提出异议"。中央要张国焘阻击南线敌军，而张国焘急于率领四方面军渡河西进取得苏联援助的物资。１０月２８日，张国焘在给中央的电报中陈述了他的部署："四方面军主力须迅速取得宁夏远营"，"若谓目前重心在击破南敌，停止敌之追击，事实上四、三十一两军亦难有保证完成任务，恐反多消耗"。"取得物资后，再以主力回击深入之敌，那就更有把握了"。
其三，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过程中，张国焘"对打击胡敌始终是动摇的"，对中央统一指挥不够配合。中央组织宁夏战役的另一个意图是，在统一指挥时，让彭德怀把四方面军河东部队的指挥权拿过来。１０月２９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强调："全战役须掌握在你一个人手里"。但彭德怀办不到，他指挥不动张国焘，调不动四方面军，只能向毛泽东报告："张对打击胡敌始终是动摇的，企图以四方面军先取（远）方（物）资后再说。"作战要求同心协力，而张国焘不肯让四军和三十一军去和国民党硬拼。由于红军指挥不统一，胡宗南部于１０月底至１１月初截断了宁夏通道，隔断了河东红军四方面军主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执行。１０月３０日，中革军委指示西渡黄河的红军部队暂时控制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线后继续北取宁夏。１１月５日，张国焘电令渡河部队迅速西进，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１１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然而，过河的西路军，立即受到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的围追"兜剿"，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因此，从执行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具体部署中，张国焘对宁夏战役计划的中途流产应负有一定的责任。
西路军的历史真相为史学界接受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西路军问题研究的新进展，反映西路军悲壮历程的史学、文学和影视作品不断问世，西路军的历史真相越来越为学界和公众所广泛接受。这表现在：
其一，新版《毛泽东选集》注解作了修改。１９９１年６月，经中央批准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新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所收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对西路军的注释作了重大修改。修改后注释这样写道："１９３６年７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１０月到达甘肃会宁。１０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１１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４个月，歼敌２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１９３７年３月失败。"
其二，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７日，在徐向前诞辰１００周年座谈会上，党中央为西路军作出了公开结论。徐向前是当年红军最大一支方面军的总指挥兼西路军总指挥，是对西路军问题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几十年来为顾全大局，他面对种种误解、责难，甚至诋毁，或缄默不语，或不得不说违心话"。从１９８３年开始，徐向前用三年时间写成《历史的回顾》一书，其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历史，痛切总结历史教训。这是一本具有权威意义的严谨可靠的历史著作，全面具体地恢复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７日是徐向前诞辰１００周年，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指出："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指徐向前--编者注）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这是继１９８３年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十二届中央常委明确表示赞同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之后，党中央对西路军所作的公开结论，也是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对西路军所作的明确的公正的评价。
其三，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对西路军作出了全面的评价和肯定。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７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是在胡乔木、胡绳的直接指导和领导下，经过十年砥砺写成的一部有很大影响、具有权威性的著作。但是这样一部权威性的著作当年却因为西路军问题而在出版过程中发生了一次小小的波折。这曾受到过李先念的批评。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是在１９９１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基础之上编修而成的。关于西路军问题，新版党史中有这样一段表述："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这是新世纪权威党史对西路军问题作出的全面而充分的肯定。
２００４年，由兰州西路军研究会编纂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老一辈革命家洪学智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很长时期，西路军由于被当作是'张国焘路线'的牺牲品，其史实及研究都被视为'禁区'，尘封了半个世纪，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备受压抑和屈辱，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这段饱含西路军战友的沉痛记忆的文字，既揭示了澄清这桩历史遗案的重大意义，同时也昭示了史学界在研究西路军问题的过程中所经受的艰辛与曲折。
从澄清西路军的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革命走过的道路是曲折和复杂的，世间没有任何人物或政党是一贯正确的；即使在正确路线之下也难免会有失败与成功的交织、正确与错误的并存。失败于错误，既不会因人为的淡化而消失，也不会因揭示真相总结历史教训而令人意志消沉。相反，它将使人们从历史教训中省思自我，提高自信，并提高其历史威望。○
责任编辑 钟海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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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毛者拙劣的伎俩——对《红军西路军历史遗案澄清内幕》之考证
《内幕》中声称：“大量事实说明，西路军问题不是张国焘路线的产物。西路军始终受中央军委领导，是中央军委指示、或同意的。”但却拿不出西路军问题与张国焘路线没有关系的、实质性的、经得起推敲的证据材料。他们只能依靠某某的“批示”“指示”、依靠八、九十代年那时候新出版的什么书什么史和某某的新结论为依据，进行无“禁区”的“分析”“研究”，先定模子，再找料填。他们不惜采用偷梁换柱、本末倒置的伎俩蒙骗大众。
稍前，偶然见到这篇文章《红军西路军历史遗案澄清内幕》(以下简称《内幕》)，也是由于碰巧刚阅读到《毛泽东传》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吧，就把它读完了。说实话，关于中国革命历史上距今八十多年的红军西路军之事，对于刚过六十岁出头的我来说，真的知之甚少。能够激活记忆的无非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从那些草创刊物的草头文学中，所描写的西路军失败、官兵种种悲惨遭遇之类的东西，有了点印象，好像不过为了吸引眼球、兜售图财球罢了。那时也没有功夫在意别的什么东西，现在看来呢，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而是内藏深意之举啊。
还是对这篇《内幕》货色先大致了解一下：
该文开了个头就说：很长一个时期里，西路军问题一度是党史和军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由于事件参与者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直接干预，并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坚定支持，使得研究这段历史的环境逐渐改善，西路军的历史真相逐步得到澄清，并渐为学界和公众所接受。 接下来《内幕》就分段论述如下：
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西路军问题的“论定”：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最后的破产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2.18万人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经河西走廊向新疆方向前进。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尾追“兜剿”。…… 西路军最终失败，而值此之际延安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准备着手清算时任中革军委主席团成员、红军总政委、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错误，揭发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是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毛泽东在1937年12月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说：“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去西北求得安全，搞快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注定要失败的。” 其实，毛泽东的这种观点，早在一年前就已提出。他在1936年12月所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为敌人吓到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为：“1936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汇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1936年十二月在战争中收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西路军问题基本的看法：……云云。所以，此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的涉及西路军问题的著述中，其基本的调子和说法，都可以明显的看出是来自或抄自1951年出版的《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及其中的一条注释。
看到这里，不禁催醒记忆：那个80年代初，正是反毛、非毛、侮毛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时期，控诉“动乱”“浩劫”的“伤痕文学”、影视剧作充斥于报章杂志、视屏银幕。仅仅控诉毛泽东晚年期的“动乱浩劫”还不够，有人把触角进一步伸展到了“反右”运动、“肃反”运动;更有人觉得还不解气过瘾，需要揭揭历史的“盖子”算总账，于是把矛头再指向了“延安整风”运动，不够，还须往前伸。于是便有了《内幕》的第二段所指：一位朱氏先生，更想做开路先锋，干脆将矛头再向前延伸10年：在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的时候，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以及其它一些人们所不知晓的情况。而且由此说明部队西进是领受了党中央的命令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大使命，以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并策应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而向西进的;于是，朱氏写成了《西路军疑问》一文，向传统观点发起了挑战;于是，这篇文章被报送到邓小平那里，并批给李先念研究。随后，朱氏于1981年3月继而写出了初步研究成果：《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用当年大量的事实和电报论证：红四方面军的渡河，完全是根据中央的要求和中革军委的命令。接下来，该文理所当然地遭到了由于受传统说法年久日深的影响的人的反驳。但是，朱氏先生并不气馁，再次写出了观点鲜明的论文：《被否定的历史和被历史的否定》来捍卫自己的观点。这样，在李先念组织研究西路军问题的同时，史学界的一些学者也开始撰写向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文章，西路军问题的盖子被悄然地揭开了。
接下来，《内幕》的第三段，自然是中央对西路军问题的重视：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徐向前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又当然是按照邓小平批示，陈云做出了重要贡献，使澄清西路军的历史真相迈出了不可逆转的第一步。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组织人员查阅来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初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的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问题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随后，经过陈云、邓小平对《说明》反复的研究，最后邓小平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
《内幕》第四段，讲述了史学界对西路军问题的研究，充满了新旧观点的激烈交锋：一方研究者得出结论认为：“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并非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口号”，“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的渡河，西路军的组成和西进，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建立临(泽)高(台)根据地都是执行军委命令的。”“西路军的行动是党的整个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另一方即所谓的传统观点者，他们仍然坚持毛主席的论断，坚信“西路军的由来是出自河西部队自行决定、自行发起、自行组成。在报请中央之前，由中央及军委作了认可并更改了名称罢了。”需要注意的是，在此期间，由胡绳在社科院宣读了杨尚昆、李先念、邓小平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批示，说：“研究无禁区，作者在研究中没有犯什么错误”如此对“定调”起了关键作用。及至最后，李先念因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对西路军只写明“奉命”西渡黄河，而没有写明是“奉谁之命”--是奉张国焘之命?还是奉中央军委之命?这一问题，愤怒地向中央有关负责人写信，从而使人民出版社不得不对有关内容作了修改。
《内幕》第五段，讲述西路军历史真相为史学界接受，“澄清”业举大功告成：一、新版《毛泽东选集》(1991年6月)第一卷中对有关注释进行了修改。二、2001年11月在徐向前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党中央为西路军作了公开结论。并说;徐向前是当年红军最大的一支方面军的总指挥兼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几十年来为顾全大局，他面对种种误解、责难，甚至诋毁，或缄默不语，或不得不说违心话。”座谈会上，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对西路军作了明确的公正评价。三、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对西路军做出了全面的评价和肯定。四、2004年，由兰州西路军研究会编篡的西路军历史资料《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版》出版发行，洪学智为其作序，重申新结论。
《内幕》”篇末对“澄清”西路军历史“真相”的过程及结论，作了点睛之笔：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世间没有任何人物或政党是一贯正确的。一语道破了天机……
《内幕》通篇及结论其核心旨意就是：毛主席对于西路军问题所作的论断是假的，西路军问题与张国焘是没有关系的;而红四方面军从西渡黄河到成立西路军到西进直到失败，自始至终都是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决策和领导的，因此，其失败责任，应有毛主席、中央军委承担。而毛主席之所以作出假的论断，就是为了推卸责任。
那么，《内幕》的“澄清”结论真的就是绝对正确、不可置疑的吗?
该结论的焦点问题有两条：1、西路军的组成是否是毛主席、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也可以说，西路军的组成、名称是在什么情况下形成的。2、西路军的形成和结局与张国焘(路线)是否存在必然关系。
考证这个问题，必须具备相关的真实材料。而对于作为一介平民的我来说，手头所具备的，只有刚购买不久的中央文献出版社公开发行的几种出版物，而且是1990年代之后的(提示：《毛泽东军事文集》1991年版 与 《毛泽东年谱2013年版》 、《中国现代日志》关于西路军问题的电文次数有空缺、部分内容有出入);另外还有部分史志、回忆录之类的东西。不过我认为，仅凭这些也足以能够说明问题了。有心者不妨一起探讨。
人家是从“惊异”的发现有关西路军的电文说起，那么我也如法炮制，先从有关西路军最初产生的电文开始说起。
1936年11月8日，毛泽东、中央军委就“河西部队称西路军及其领导机关名称人选问题”致电朱张、徐陈李等同志：
“甲、提议河西部队组织前委与军分会，我们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他们来电批准。乙、二兄有何意见，请复。 张 毛 8日20时{1}”。
这是最初由西渡黄河部队徐向前、陈昌浩向中央提议河西部队组织前委与军分会，张毛回复基本同意的电文，时间是8日晚8时。
同日白天，另一篇电文：就《作战新计划》致电朱张、彭、贺任五同志：
“甲、胡、毛、王、关各部北进，我宁夏计划暂时已无执行之可能。乙、拟作如下之新计划：…，三、组成南路军……，四、组成北路军……，十一、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丙、上述新计划暂时还不作为最后决定，征求五兄意见，准备在两星期内决定之。此计划不能过早执行，故十一月内全军须以求战与引敌入宁夏为目的{2}。”(据《毛泽东年谱》记载，随后由于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和西安事变的爆发，这个计划没有实施)
由上述同日两篇电文可知，由于宁夏计划已无执行之可能之后，不得已才重新另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从而把全部野战军划分为三路军，再而批准了徐陈的提议，命名河西部队为西路军。
这里就必须首先弄明白，这个无法执行了的“宁夏计划”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计划无法执行了呢?
先来说“宁夏计划”的落空，是由于10月30日海(原)打(拉池)战役的流产终止而决定的。而这个战役终止的原因，《毛泽东传》是这样表述的：“彭德怀在十月三十日下达经中央军委批准的海(原)打(拉池)战役的部署，规定红一方面军六个师、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准备从东西两面歼灭胡宗南先头部队一至二个师;其余部队牵制毛炳文、王均二部，同一天，张国焘却命令四方面军两个军后撤，使海打战役的部署未能实现。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对阻滞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北上、重新恢复河东河西红军部队的联系，产生了严重不利的影响”“由于国民党胡宗南等部进展很快，到达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通路，隔断了红军主力同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已无法执行，被迫中止。孤悬河西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两万一千八百人虽然控制了一条山地区，奋战十多日……西路军开始独立作战{3}。”
《毛泽东年谱》对此亦有记载，10月30日，关于海打战役，毛泽东、党中央接连发出三次电文，在最后一篇电文之后，有这样的表述：“本日，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撤至贺家集、同心城。三十一日起，国民党军陆续向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进攻，隔断红军主力同河西部队的联系。海打战役计划以至夺取宁夏战略计划被迫中止{4}。”
其实，以上两书对于当时实情的记述是不够的，在《中国现代日志》1936年10月，有如下记载：29日“红军第四方面军总部，程世才、李先念第三十军，孙玉清、陈海松第九军，董振堂、黄超第五军(五军为张国焘擅自下令西渡黄河的)约3万人在靖远城西南虎豹西渡黄河完毕，同日，张国焘电令：渡河三十军、九军、五军向西疾进;四军、三十一军撤至贺家集、同心城等地{5}。”
30日，彭德怀下达海打战役计划，规定：…第四方面军萧克第三十一军集结于打拉池以东干盐汉地域。陈再道第四军、董振堂第五军(已渡河，彭不知)主力在郭城驿、靖远、打拉池之间占领阵地…。张国焘不执行海打战役计划，令第四军撤至贺家集兴仁堡，第三十一军撤至同心城王家团庄，因而海打战役的部署未能落实。
从上述可以看出，张国焘擅自下令西渡的一个军中央不知道，其余两个军又被他偷偷向东撤走，是使原计划倾其全力一战而胜的战略部署成为泡影的关键因素。
张国焘其人，自1935年9月闹分裂南下，之后旗开得胜、攻城略地，喊出口号：“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红军南下行，要打成都城”。10月5日在卓木堡另立中央，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党籍。11月9日占领天全。然而，经过两个多个月的交战后逐渐力不支敌，1936年2月开始撤离天全、芦山，可是却脱身不得，自认成持久战之势实为失败颓势。这时他又打算回头另谋西北，向川陕甘青海、新疆康藏发展。后经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和朱德等同志的斗争，被迫于7月初同意与中央红军会合。然而，他虽然表面上同意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实则闹独立的私谋之心一直没有改变。
为了尽量多的利用材料，以充分证明导致海打战役以至宁夏战役战略部署流产的来龙去脉、因果得失，进而确证《内幕》所谓“澄清”结论之真伪。下面详细展现以张国焘开始同意北上会合的时间段为起点，直到海打战役被迫中止，将按照顺时例数发展脉络，以使人解惑释疑，从而明晰西路军问题的始终因果，并可备资鉴证。
1936年6月10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同意月底率四方面军北上，但行动路线却是夏河、洮河方向即通向青海、甘肃、新疆之西北方向。早于4月1日，张国焘在他的一次会议上作报告就指出：“我们要在四川、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西藏、西康建立根据地。”这是他由于南下失败后而做的既定方针。受形势所迫，6月6日他撤消了自立的第二中央，然而却声称：“我们双方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职权由住国际的代表团暂时行使{7}”。由此可见他与中央对立的立场并未改变。
6月10日，毛、中央收到张国焘电报后，于6月19日给他复电：“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以为亦出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理由1、以避免引起回汉冲突，利于争取青海三马(马麟、马步芳、马步青)，过去回汉仇恨是非常之深的，我们欲在西北建立局面必须联合回人，否则将有重大不良影响。如出夏洮则引起冲突之可能极大。2、甘南敌情较弱….3、利于策应时局{8}”。
7月1日，就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毛、中央发电祝贺：“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西北建立革命的大本营。”
7月22日毛、中央致电朱、张、任：“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9}”。
8月22日张国焘致电中央，提出：“四方面军由兰州西渡黄河，一部出宁夏中卫援助一方面军夺取宁夏，二方面军在临岷一线吸引胡宗南军，任务完毕后走陕南略阳、眉县，打通与一方面军的联络。”中央将此电转彭德怀征求意见。
26日彭德怀复电毛、中央说：“张国焘22日电之部署，目的在于回避胡宗南，使该敌人全力对付我一方面军，破坏我作战部署。因为张国焘所谓由永靖渡黄河抢占永堡、一部出中卫援助一方面军夺取宁夏是不可能的。只会使黄河北岸敌军戒备严。至于二方面军吸引胡宗南军后，走略阳、眉县打通与一方面军的联络，目的是使二方面军向岷县就张国焘之范或出陕南，使之在事实上不能与一方面军会合{10}”。
8月底，蒋介石发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合动向，立刻在9月初调集胡宗南、王均、毛炳文三军企图抢占西安、兰州大道上的静宁、会宁、定西段，以隔断红军三大主力会合的通路。胡宗南先头部队火速北上，这是一刻千金的速度竞赛{11}。
9月10日，毛、中央致电朱、张、任：“红四方面军通渭、庄浪部队亦向西迫近秦安游击，迟滞敌军{12}”。
9月1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静(宁)会(宁)战役计划》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向西兰大道静会段挺进，红四方面军以主力迅速占领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控制西兰大道;红二方面军以一部兵力直出宝鸡以东地区，牵制与侧击国民党军胡宗南第一军，以使一、二、四方面军提前汇合，协同消灭胡宗南部(张国焘以四方面军在会宁地区与敌决战，两面受敌，颇为不便为由，拒不执行静宁战役计划——编者{13})。
9月14日就《占领宁夏的部署》，毛、中央致电朱、张、任;…“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给予帮助)，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部署：红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阻止胡宗南西进，十月或十一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十二月渡河占领宁夏南部。…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在这一对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中，三个方面军需用最大的努力与亲密的团结以赴之{14}”。
9月15日，就《对三个方面军的行动意见》，毛、周、彭致电张朱等：“惟我们意见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静、会定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军占领该线。……至一方面军如南下作战，则定、盐、豫三城必被马敌夺去，与耳后向宁夏进攻不利{15}”。
9月15日同一天，《毛泽东军事文集》(1991年版)还有给朱、张、任的第二次电文：《四方面军宜以主力控制隆静会定大道》，内中说：“丙：四方面军宜在五天至七天内以主力出至隆德、静宁、会宁、定西大道，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之有利基点，迟则有被隔断之虞。”而《中国现代日志》9月15日中致电朱张任的内容却是：“四方面军主力务必在三天内先于胡宗南进占界石铺及其以西地区。”
9月16日，中共西北局召开岷州会议。会上张国焘却主张红四方面军渡黄河去甘肃西北部。由于朱德、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极力主张北上同中央红军会合，最后通过北上方针{16}。
9月17日，中革军委致电彭德怀：“胡宗南全部到西安，正陆续西运，甚速。”另致电朱、张：“我第一师已到静宁、会宁北端的单家集一带，红四方面军主力务须在三天内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胡军乘汽车将在二三日内控制界石铺{17}”
9月18日中共西北局岷州会议结束，会议拟定《通庄静会战役计划》，决定红四方面军迅速进至通庄静会、界石铺地区，争取迅速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相机消灭国民党军胡宗南西进第一军先头部队{18}。
9月1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夺取宁夏问题。毛主席发言说：“夺取宁夏是打通苏联、发展红军、开展西北局面和对日作战的枢纽。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围绕这一环。夺取宁夏的胜利，对开展局面有决定的意义。”
同日，又致电朱张任贺：“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间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19}。”
9月21日，毛、中央致电朱张等：“四方面军北进部署既定，对整个战略计划甚为有利。统一指挥十分必要{20}。”
9月21日同日，在漳县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张国焘又提出了不同意本月18日岷州会议制定的《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主张西进，要求召开会议讨论{21}。
9月22日，朱德致电中央：“张国焘对北上又发生动摇，拟根本推翻岷州会议通过的战役计划，并表示:我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22}。”
22日同日，张国焘致电中央、中革军委声称：“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方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提出四方面军以两个军，迅速由兰州以西之永靖、循化渡过黄河，翻越祁连山，进入甘肃西北部，而后实现与一方面军会合，全力夺去宁夏的主张。并称：四方面军已照西渡(黄河)计划行动{23}。”
9月23日，中共西北局在漳县开会，朱德与张国焘展开争论，朱德坚持红四方面军北进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反对北进。会议最后否决北上意见，决定红四方面军西进{24}。
9月24日，毛、中央致电彭德怀、聂荣臻：“接朱德来电，张国焘又动摇了北上方针，我们正设法挽救中。为使胡宗南不占去先机，请加派有力部队南下交红一军团指挥，增兵界石铺并分兵至德隆、静宁大道游击，至要{25}.”
同日，致电朱张等，再次表明同张国焘之间的争论应该一概不谈，集中全力以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电报说：胡宗南部陆续入陕，企图压迫与消弱红军，隔断中苏，隔断东北军与红军，然后强迫我们就范，成立妥协。我们的对策：第一步骤拟应集合三个方面军于静宁、会宁、定西一线及其以北，给胡宗南以相当打击，使其不能达到隔断红军、各个击破的企图。第二步以两个方面军占领宁夏，以一个方面军控制胡宗南，占领宁夏是整个政治军事上极其重要一环。至于第三部则在占领宁夏之后，那时我们已经得到远方帮助，处于有利地位，分兵略取甘西、绥远，乃至重占甘南均甚容易。电报又说：红一方面军一师已占领界石铺，红四方面军宜以先头师迅速进入，余部陆续北上。同日，又发一电文：“中央内部的团结一致，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25}”。
9月25日，毛、中央致电彭德怀、聂荣臻：“四方面军决心向西，。据云渡河后以一部向中卫策应一方面军占宁夏。此事只好听他自己做去。强调界石铺仍应确保于我手中{26}。”
9月26日，毛致电彭德怀在;“张国焘经永靖渡河西进，我所虑者，毛(炳文)、胡将先据乐都、凉州，遮断其西进路。所谓一部出中卫策应，恐成空中楼阁{27}。”
同日，致电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请你们向国涛力争北上计划之有利，西进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耳后行动困难，且妨碍宁夏计划{28}。”
同日，又致电朱张：“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牵制之。北上后粮食不成问题，若西进到甘西则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耳后行动困难{29}。”
26日同日，张国焘等两次致电中央说：要先机占领甘北，抢占永登，现已按此调动，不便更改。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如无党中央命令停止，决照此计划实施。
9月27日，毛、中革军委致电朱张、徐陈：“中央认为：我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两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偏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且胡敌因西兰路断怕我夹击，又怕东北军不可靠，不敢向隆德、静宁，拟向天水靠近王均。如四方面军西渡，彼将以毛军先行，胡军随后，先堵击青兰线，次堵击凉兰线，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僻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虑。因此，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十八日之部署，迅即北上…{30}。”
9月29日，红四方面军总部重新下达北进命令，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前进。10月8日，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到达界石铺。
如此这般，从9月15日起中央发出命令，要求四方面军三天以内占领界石铺。后经过张国焘两次变卦，两次斗争，中央11次发电报，终于使他改变了自己的主张。
《毛泽东传》中对这段历史作如下表述：“蒋介石发现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立刻在九月初调集胡宗南、王均、毛炳文三军，企图抢占西兰大道上的静会定西段以阻隔红军会合的通路。胡宗南先头部队火速北上，这是一刻千金的速度竞赛。因此中央军委接连致电朱张，四方面军应迅速占领西兰大道之静会定西段。…然而这时张国焘仍然主张向西进军，被会议否决，下令北上。可是，一向反复无常的张国焘会后立刻变卦，又违背中央指示和西北局决议，命令红四方面军转头西渡黄河，朱德得知这个情况后…… …这样，张国焘才被迫同意红四方面军北上，同一方面军会合……。可是，时间已延误十天左右，使远道赶来的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得以逼近这一地区，使红军三大主力会合时西北地区的局势变得十分严峻，增加了许多原来没有预计到的困难{30}。”
蒋介石对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十分震惊，命令胡宗南、王均、毛炳文等军共十几个师的兵力向北大举进攻，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正从会宁地区北移时，将红军歼灭于黄河移动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把这个计划称为“通渭会战”，张学良把蒋介石的“通渭会战”部署通报给了毛泽东周恩来。中共中央和军委根据敌我态势，在同朱德、张国焘及红一、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协商后，在十月十一日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部署迟滞南敌和进攻宁夏的准备工作，并要求红四方面军以一个军迅速选择渡河地点，准备过河进入宁夏{31}。
10月19日，毛、周致电朱张嘱咐：“二十号开始渡河问题是否推迟数日?”
10月22日，国民党军分四路“围剿”红军主力，近四个军分别向靖远、打拉池(平川一带)逼近。
10月22日，致电朱张：“首先注意宁夏战役的准备与部署问题。”
10月23日，彭德怀制定“宁夏战役计划”
10月24日就宁夏战役致电彭、朱张等：“胡毛王关业占大道，如继续北进，而地形寄养条件有可能给以基本限制，则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因此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32}。”
24日夜半，红三十军开始渡河，第二天全部渡完。这时胡宗南等部在飞机掩护下向红军阵地猛扑，占会通静等地，向朱张彭所在地打拉池进逼。二十五日，毛周急电朱张彭等：“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河的情况，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三十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向北)占领黄河弯曲处西岸三眼井堡、大营盘、向中卫方向延伸，准备以一个军攻取战略要地之定远营(宁夏贺兰山处)。一方面军之主力与四方面军两个军控制河西枢纽，以突然手段占领金积、灵武地带(吴中一带){33}。”
10月26日，致电彭德怀：“国涛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目前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九军必须占定远营，这时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四、五、三十一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34}.”
10月28日两次致电朱、张嘱咐：“应依兄等27部署，在数日内坚决消灭胡宗南先头一个师至二个师。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消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更不能达到扩大苏区……必要时拟请德怀指挥，坚决消灭南敌{35}.”
同日，致电朱张：“完全同意前敌总指挥兼政委彭德怀28日之《海打战役计划》，望各首长争取整个战役的全部胜利{36}.”
《中国现代日志》1936年10月如下两段文字：
29日，“红军第四方面军总部，程世才、李先念第三十军，孙玉清、陈海松第九军，董振堂、黄超第五军(五军为张国焘擅自下令西渡黄河的)约3万人在靖远城西南虎豹西渡黄河完毕，同日，张国焘电令：渡河三十军、九军、五军向西疾进;四军、三十一军撤至贺家集、同心城等地”
30日，彭德怀下达海打战役计划，规定：…第四方面军萧克第三十一军集结于打拉池以东干盐汉地域。陈再道第四军、董振堂第五军(已渡河，彭不知)主力在郭城驿、靖远、打拉池之间占领阵地…。张国焘不执行海打战役计划，令第四军撤至贺家集兴仁堡，第三十一军撤至同心城王家团庄，因而海打战役的部署未能落实。
10月30日，毛、周致电朱、张：“目前方针，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除九、三十军已过河外，其余一、二方面军全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统照德怀29日部署使用，一战而胜，则全局转入佳境矣{37}.”
然而，战术制定的再好，张国焘却拒不执行，反其道而行。为了集中兵力于河东消灭敌人，中央指示他两个军渡过黄河，他却下令三个军渡河(实则在会合前已经渡河‘彭德怀自述’);中央指示渡河部队沿左岸向北灵武一带猛进以配合右岸部队夺取定远营(宁夏贺兰山)，他却下令过河部队向西疾进奔甘西。中央、前敌总指示集中全部主力于打拉池一带消灭敌人，他又擅自下令将两个军主力向东撤退。最终使酝酿了半年的宁夏计划归于落空。
通过所录电文(仅公开发表的。其中，《毛泽东军事文集》1991年版有关张国焘、西路军的电文空缺几篇)，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地知道，从1936年五月起(六月前未收录)至十二月，当时中央军事工作的重心就是准备实施“宁夏计划”(全面工作中心是抗日统一战线)，夺取宁夏是整个全局关键之关键，是当时开创西北新局面的“枢纽”。如果夺取了宁夏，即可以三面辐射全盘皆活，就不会出现后来的西路军孤悬河西、最终覆灭之结局的“西路军问题”;所谓“打通国际路线”，一开始就是首选目标宁夏。早时毛主席就说，打通了宁夏国际路线即可获得苏联的大炮等重型武器，用来打甘肃甘西等大城市就好办了，如此，也不会再有“西路军问题”。再说，如果没有“一、二、四方面军”会合时和“海打战役”实施时，张国焘两次(实则几次)违背、抗拒中央指示，那就可能会消灭大量的国民党军，地盘被我们控制，那样也不会导致敌军封锁黄河、不会出现所谓的“西路军问题”。
西路军由河西走廊向新疆靠近，是执行打通“国际路线”任务之说，那也只是由于“宁夏计划”无法实施之后迫不得已的事。如果“宁夏计划”实现，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其实，占领甘西、新疆的计划，毛、中央早就有考虑，不过那是实现了宁夏计划以后的事，按照那个计划，绝不会发生类似西路军惨败那样的问题。
正如彭德怀所说：“如果没有张国焘这个反革命捣乱，使四方面军主力进到凉州这个死胡同里，后又被青海马步芳军全部歼灭，把四方面军主力两万多人送掉，则一、二、四方面军还可以保存六、七万人，红军是可能完全控制西北地区的。那么，我们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地位就要优越的多。东北军、西北军也就不至被蒋介石各个宰割，那样就会形成抗日联军控制大西北{38}.”
至于西路军失败后的悲惨遭遇，都没有出乎毛主席早先的预言。他6月给张国焘的电报里曾说：“(此时)不宜向西北出发，避免引起回汉冲突，过去回汉仇恨非常之深，欲在西北建立局面，必须联合回人。如出夏洮则引起冲突之可能极大。”对于开展西北根据地，毛主席早都有通盘考虑，说：了解民情、争取民众比做军事更重要，其它诸如地理、气候等情况都有周全谋划。西路军进到河西走廊其实并非完全被正规军所打败，而是败于当地民团。马步芳确实不是一般善人。他大搞“军事民众化，民众军事化。”各种“民众训练五花八门”，18岁--45的男丁都被编为保安团队、自卫队、游击队、学生军等。红军进入西北后，马步芳为避免正规部队再受重创，借口“保卫桑梓，安定西北。”利用各种“民团”“地主武装”充当河西走廊的第一线，以所谓“牦牛阵”的人海战术轮番冲锋，逼迫他们“作战不退，无命不回”。后来，马步芳索性把民团改编为正规部队。1937年1月前后，红军在武威以西与敌人展开拉锯战，马步芳督促民团：“宁死一万人，不失一寸土。”以密集队形冲锋，尸积如山，高台巷战中督促民团大刀肉搏。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杨克敏，及师长、团长在此牺牲。余部红军陷入狭长山岭绝地，粮弹无源，最后遭受各种摧残。{摘自文史资料精选第七册}
《内幕》中声称：“大量事实说明，西路军问题不是张国焘路线的产物。西路军始终受中央军委领导，是中央军委指示、或同意的。”但却拿不出西路军问题与张国焘路线没有关系的、实质性的、经得起推敲的证据材料。他们只能依靠某某的“批示”“指示”、依靠八、九十代年那时候新出版的什么书什么史和某某的新结论为依据，进行无“禁区”的“分析”“研究”，先定模子，再找料填。他们不惜采用偷梁换柱、本末倒置的伎俩蒙骗大众。
阶级社会各种人等，无不为自己代表的阶级利益说话。无产阶级的敌人为了贬毁攻击无产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毛泽东之伟大形象，费尽心机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改史篡典、恣意妄为，是非颠倒、手法拙劣。他们企图以自己的好恶、丑角的视觉定格历史，贬低伟人，拔高自己。但是画皮剥去更显渺小，并且终将为历史所不齿。
注释：
{1}{2}《毛泽东军事文集》一卷--656页
{3}《毛泽东传》第一卷404页
{4}《毛泽东年谱》1893—上605-606页
{3}《毛泽东传》第一卷404页
{5}《中国现代日志》1387页
{6}《毛泽东传》上399页
{7}《中国现代日志》1337-1353页
{8}《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549页
{9}《毛泽东年谱》上561页
{10}《中国现代日志》1371页
{11}《毛泽东传》上399页
{12}《毛泽东年谱》上578页
{13}《中国现代日志》1375页
{14}《毛泽东军事文集》1卷578页
{16}《中国现代日志》1376页
{17}《毛泽东年谱》上581页
{18}《中国现代日志》1376页
{19}《毛泽东年谱》上583页
{20}{21}《中国现代日志》1378页
{22}{23}{24}《中共现代日志》1379页
{25}《毛泽东年谱》上586页
{26}{27}《毛泽东年谱》587页
{28}{29}《毛泽东年谱》587页
{30}《毛泽东传》上399页
{31}《毛泽东传》上401页
{32}{33}《毛泽东传》上403
{34 35 36}《毛泽东年谱》上604页
{37}《毛泽东年谱》上605页
{38}《彭德怀自述》218页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20/12/4284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