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台湾蓝营是“华独”——专访“白狼”张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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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6-12-12 19:19:22
内容:
观察者网专访张安乐（上）：三个湖南人 “消灭”了国民党
张安乐 又名“白狼”，台湾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
【采访/观察者网马雪、冯雪】
“狼”来啦！
他一身纯蓝套装，一副无框眼镜，温文尔雅；开口一讲话，完全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爷爷。他说，跟年轻人喜欢喝咖啡不同，自己更偏爱传统的茶叶。11月25日，在上海，我们见到了这位绰号“白狼”的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
竹联帮、“江南案”、“一国两制”、红色法宝……几个看似毫不相干的词汇就那样奇妙地贯穿了张安乐的一生。
或许，早年竹联帮经历在他身上留下最深的烙印便是“中华民族主义”。而他由台北走向北京的路途，则兜了个大圈子：先往美国绕了一遭。在他看来，当时祖国需要一次“改革开放”，从最先进的地方习得最先进的经验，因此他抽身江湖纷扰，决定赴美留学。
然而，始终不变的是一颗“中国心”。在他眼中，岛内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新党，不过是借“中华民国”之壳搞“华独”上市，都缺乏真正的“中国统一”观念。他创立的“统一党”则“大大方方”，戴着“红帽子”在岛内宣扬“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本篇系张安乐访谈系列上篇。
张安乐接受观察者网专访
台湾到北京最近一条路
观察者网：张先生您好，您当时为何会选择到美国留学，淡出竹联帮？对帮派斗争感到失望？
张安乐：当时研究所没读完，因为这个（举起大拇指），当时手被砍了，筋都断了，没办法写论文，所以就想去美国留学。
列宁讲过一句话，莫斯科到巴黎最近一条路，是哪条？是莫斯科—北京—加尔各答—巴黎，像毛泽东讲的那样，世界乡村包围世界都市。先在这些比较落后的地方实行共产革命，再回头包围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法国。
同样的，我要从台北到北京，最近一条路就是台北—美国—北京，而且不是一般的美国，要在哈佛、斯坦福大学这样的学校拿到学位，再进北京，可我那个成绩没办法，就先到“沙漠”（观察者网注：内华达大学）苦读两年，然后进了斯坦福大学。
影响中国历史的两次革命，辛亥革命主力是日本留学生，共产革命是苏联留学生，第三次我们不要革命了。我是一个“反（对）革命”的人，我希望在稳定中求发 展，不要革命，不要“以暴易暴”。第三次，我们要经济、政治的改革开放，需要一些留欧、留美的学生，把新东西带进来，这是我到美国的最大一个目的。
当时大陆留学生都是访问学者，去的是美国的名校。中美关系很好，美国要联中抗苏，我去那些学校，希望能结识他们，这些年轻人将来会改变中国命运，当然我也 希望在斯坦福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在祖国建设方面做点贡献。有个叫林毅夫的，我蛮佩服他的，我们做不到，他是游泳过来（到大陆），要冒很大风险。但后来因为 “江南案”，这条路最终没走成。
观察者网：有报道说竹联帮的成立跟岛内省籍对立有关，外省小孩当时会被本省小孩打，您那时有这种情况吗？
张安乐：每个人经历不一样。我“国小”（指小学）、初中的朋友基本都有本省人，我跟他们每天放学都一起走，关系很好，直到加入竹联帮，才和外省人往来多起来。
省籍矛盾在当时是存在的，据说竹联帮的成立跟这个有关。竹联帮的创帮元老叫周榕。据他讲，他当年读的台北市立工业职业学校，他们班上就三个外省人，天天被欺负。有天他气不过，拿刀把人家给捅了，被退学了；退学后再回去，就没有人欺负另外两个同学了，这是他的经历。
台湾导演杨德昌的影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勾勒出60年代台湾黑帮与省籍问题间的关系。为了寻求身份认同，外省孩子会拉帮结伙。
我们（竹联帮）大哥叫陈启礼，绰号“旱鸭子”，他跟马英九家有点像，家里一个独生子两个妹妹，马英九是四个姐姐，但两人个性迥然不同。他读了（台北市）东门“国小”，从一年级开始，全班三个外省人，天天被打。他是从小学打出来的，他们就成立了这个竹联帮。
竹联帮前身叫“中和帮”，因为在中和乡。中和帮老大叫孙德培，他叔公是辛亥革命“三武”之一的孙武（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孙德培他们杀了一个 人，被关了，中和帮就瓦解了。瓦解以后，周榕要重整中和帮，招兵买马，在竹林里面聚会，据“旱鸭子”跟我讲，他们本来是要延续中和帮，但会议上有人建议说 改成“竹林联盟”，就变成“竹联帮”。
那时学生帮派都设有老大、掌法、老幺，但竹联帮没老大，遥奉孙德培做竹联帮老大。孙德培关了七年出来后，并没回到竹联帮，他自己做企业做得很成功。
竹联帮那时候还蛮注重伦理的，出去应酬，吃饭的时候，一定留一个空位给他，“这是我们老大”。对我来讲，加入帮会倒不是为了省籍问题。因为圈子不一样，我那时的圈子、打架的对象还是外省人多一点。
观察者网：那您觉得省籍对立在台湾还存在吗？从您小时候到现在有什么变化？
张安乐：本来是没什么省籍矛盾了，结果现在反而好像很突出的样子。拿我自己举例：第一，经过通婚，我孩子妈妈是本省人，你说我儿子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第二，竹联帮也有大量本省人加入。从我开始，那时候南部的小朋友（注：帮内小兄弟）到台北来，没地方住，都住到我家。
1981年发生了一件事叫“法庭血案”，你都知道吧。那时有个香港的明星，叫王羽，跟四海帮老大因为赌债恩怨被捅了几刀。他怕四海帮的人在法院威胁，就请 了竹联帮几个兄弟保护他，没想到竹联帮兄弟把对方砍伤。这事情闹得很大，第二天报纸标题就是“竹联帮在法院行凶，向法律挑战”。
因为“陈仁事件”（观察者网注：竹联帮成员陈仁因萌生退意而叛帮，盗领组织公款逃逸，并申请警方保护，而后竹联帮成员在警方面前杀伤陈仁），“旱鸭子”1970年被送绿岛管训，关了五年出来，也跟兄弟不往来，他做他的企业，叫“承安消防器材”，6年以后变龙头企业。
当时，台湾三大报——《中央日报》、《中国时报》和《联合报》里的很多记者和编辑是我同学或朋友，我就打电话约他们出来，把这事讲清楚。
我也打电话给“旱鸭子”，他虽然已经跟兄弟不往来了。但像我一样，感情还在。他还带着当时的太太（台湾影星陈楚河母亲，菲律宾的观光小姐）。我们就跟记者 讲清楚：第一，王羽不是竹联帮的；第二，他跟四海帮的私人恩怨跟竹联帮无关，有竹联兄弟介入是他们私人关系，跟竹联帮没有关系。第二天媒体都这样登。这个 案子就没继续炒作。
竹联帮前帮主陈启礼年轻时照片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那天谈话后，“旱鸭子”还讲了一句话，在1981年啊，他说“如果蒋经国走了以后，台湾政权落在‘台独’手里，我要起来重新出山重整竹联帮。”但他又讲了一句话，把大家吓得不敢讲话——“我宁愿共产党统治台湾，也不能让台湾被‘台独’拿走。”那个时候一般的外省子弟，右手反“台独”左手反共。他认为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共或“独”。而在共和“独”中做选择，他选择了共。
第二天，“旱鸭子”找我谈，他希望我留下来，他说，“你不要在外边赚钱，我一月给你五万块”。当年，1981年，五万块台币，折合现在至少十万人民币。
但我的想法不一样。那时我认为，两岸势力的钥匙在大陆，大陆政治经济开放了，就没有什么台湾香港澳门问题了，自然都回归了。所以，我还是坚持回美国念书，以后到大陆再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到美国没多久，他就成立八个堂口：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我们叫做“八德”。这是1981年的事，1981年我到美国，1982年进斯坦福，1984年的3月，他到美国来，我发现他的论调有了改变。
观察者网：怎么改变的？
张安乐：以前他说宁愿共产党统治台湾，也不能让“台独”拿走。这叫中华民族主义。1984年来的时候，他开口“中华民国”，闭口“中华民国”。分别在哪 里？“中华民国主义”就是认为“中华民国”代表中华民族，“中华民国”利益就是中华民族的利益。就像大陆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代表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就 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
“旱鸭子”在1981年就已经跳脱“中华民国主义”这个思维了，只认中华民族，谁对中华民族有利，谁能够真正复兴中华民族。但1984年来找我的时候，却退回去了。
所以后来发生的“江南事件”，如果不是“中华民国主义”，而是“中华民族主义”，不见得会发生。对爱国的定义不一样，都是爱国，爱哪个国。
华裔美籍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遭到当时台湾情报局雇的黑道分子刺杀。
观察者网：陈启礼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被国民党收买了？
张安乐：不是收买。很简单，当年上海滩有个叫杜月笙，知道吧？“旱鸭子”当年在台湾已经有点杜月笙的味道了。国民党高层都来结交他，因为他们都有危机意识，“台独”已经蠢蠢欲动了。蒋经国的弟弟蒋纬国跟他结交，每个礼拜六他们都在一起吃水饺，话家常。
当时“旱鸭子”成立了一个“名商”俱乐部，宋楚瑜还填表加入，那时宋楚瑜已经是蒋经国身边的红人。“旱鸭子”来往都是所谓的党国大佬，张口闭口“中华民国”的人，慢慢地，思想会受到影响，他不是被收买。
那时候，我在他眼里都变成“匪”了，你懂吗？（笑）我在斯坦福的时候，我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你千万不要回台湾，我说什么事，是“独”吗？因为在我第一次从 美国回去的时候被关过，那时候有人打报告说是“台独”（笑）。他说比那还严重，是“匪”。我说怎么又变“匪”了？原来是我在斯坦福的时候跟大陆留学生走得 近，结果变“匪”了，还请情报局来调查我。
三个湖南人“消灭”了国民党
观察者网：您怎么看宋楚瑜？
张安乐：宋楚瑜？值得提吗？对他来讲，就是永恒不变的政治利益。
但是我们讲哦，三个外省人在台湾创造奇迹，商场上是郭台铭，江湖上就是陈启礼，政治上本来应该是宋楚瑜。在2000年选举中，一个外省人，左踩百年老店国民党，右踢本土政党民进党，要不是“兴票案”，他就当选了。一个湖南子弟能当选，他就创造奇迹。
但当时他不会应付“兴票案”。“兴票案”出手的最佳时期，是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当时他如果把八千万台币捐出来，说“这笔钱是李登辉交给 我，有需要的时候（拿出来），我认为这个时候需要。”他本来就会当选，这一弄肯定会躺着选。那时连战还是李登辉的“马仔”，连战太太连方瑀说连战是本省 人，从美国回来只能到萨尔瓦多当“大使”，不像有人一进来就到“总统府”当秘书。连方瑀还是外省的，可还是要打“省籍牌”——你宋楚瑜是外省人，我们连战 是本省人。
那时连战认为主要敌人是宋楚瑜，没想到把宋楚瑜的票打下去，倒败给了陈水扁，这让连战真的很难看，有国民党支持才两百多万票。宋楚瑜就算这样，还有三百六 十万票（当时陈水扁三百九十万票），他差点创造奇迹。后来被马英九捡到了，可是马英九这个奇迹已经褪色了，马英九辜负了大家，大家都很失望。
三个湖南人，“消灭”了国民党。第一个是毛泽东，把国民党赶来台湾；第二个宋楚瑜，推出一个李登辉，让国民党打翻天；第三个马英九，“终结”了国民党。组建国民党的宋教仁也是是湖南人，宋教仁不简单，同盟会等几个小党合起来成立国民党。国民党成也湖南人，败也湖南人。
观察者网：您觉得国民党还有未来吗？
张安乐：国民党已经失去党魂了，我常常问，三民主义在哪里，就是“中华民国”在哪里。台湾有一个观点，说“中华民国”到台湾，再变成“中华民国”在台湾， 现在“中华民国”是台湾。我问这样讲对不对，包括我们的同志都说：“对！”我说“不对，‘中华民国’在大陆。”中华民国的立国精神——三民主义，民族、民 权、民生，你中国国民党人都不敢称自己中国人，你把民族主义丢掉了。大陆，改革开放，是坚持民生主义；维护东海南海主权，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走得稍微慢 一点，可跟三十多前比还是有巨大进步，三十年前你可能穿这衣服，戴这手表吗？不要说我们可以坐在一起，你要给它时间嘛，这就是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在台湾是既不能说，也不能做，所以国民党失去党魂了，民族主义丢掉了。
“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是“台独”护身符
观察者网：您觉得国民党党内还有坚持党魂的吗？
张安乐：洪秀柱是坚持国民党党魂的，讲“一中同表”，但问题是她有包袱。她首先讲“一中同表”，不讲“中华民国”，这是对的。但国民党排山倒海攻击她，第 二天就改讲“一中”是“中华民国”，因为她有选举的包袱。包括这一次（与习总书记会见），国民党也逼她讲“一中各表”。
马英九敲打洪秀柱在大陆讲“一中各表”
要坚持“九二共识”，但我们说的“九二共识”是一个中国，台湾说的“九二共识”却是“一中各表”，“各表”就是“两个中国”，“两个中国”就是“一中一台”。“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是“台独”的护身符，统一的绊脚石。
台湾现在，绿是“台独”，蓝是“华独”。绿营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应该叫“台湾共和国”。蓝营也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应该叫“中华民国”，或者说“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关系，这就叫“华独”。
“台独”这边，有感性的支持者，派系再多、权力斗争再多，它们有共同的理念。“蓝营”这边，一个“中华民国派”从国民党、亲民党再到新党，观念都不一样， 王金平认为应该叫“台湾国民党”，郝龙斌吴敦义这些想法就是“华独”，唯一不是“华独”的就是洪秀柱，可她为了选举必须迎合“华独”，那亲民党就别提了， 新党嘛……
观察者网：您怎么看新党？
张安乐：新党在台湾天天讲捍卫“中华民国”，你在大陆（不清楚情况）。那天我参加他们那个选举，他们刚从大陆回来，在习近平总书记面前讲“一国两制”，我 就纳闷怎么回来又讲捍卫“中华民国”呢。我问他们，你们不是也同意“一国两制”，为什么还捍卫“中华民国”？他们说“我们的一国就是‘中华民国’啊”，我 说“你要这样讲（的话）……”（笑）然后我就走了。
台湾现在最大的危机是，有蓝，有绿，没有红。蓝这一块呢，“中华民国”四个字变成统一的绊脚石。有些人还有中国情怀，盼望统一，但是这些蓝色政客天天讲捍 卫“中华民国主权”，怎么捍卫？我们十三亿同胞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七个字有感情，所以，我现在跟我们的同志讲，脱掉“中华民国”的外壳，现在要讲中国台 湾。如果只讲台湾，是“台独”；讲“中华民国”，是“华独”；红色的要讲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或者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台当局“国防部长”在“立法院”被质询，民进党“立委”问他“你是不是中国人啊？”“我……我是‘中华民国’人”，“你是不是中国人？”“我是‘中华民国’人”，这些都是黄埔子弟啊，窝囊到极点。
观察者网：怕被扣红帽子……
张安乐：是啊，红帽子红帽子，红帽子怎么不对？
观察者网：当然没什么不对，台湾是那个氛围……
张安乐：可是我大大方方啊。
（录音整理：廖志鸿、张珩、黎娜、张晨静、庄怡、武守哲、朱健）
来自http://www.guancha.cn/ZhangAnLe/2016_12_06_382992_s.shtml
观察者网专访张安乐（下）：培养为统一牺牲的力量，我来带头
张安乐 又名“白狼”，台湾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
【采访/观察者网马雪、冯雪】
本篇系张安乐访谈系列下篇，上篇请点击《专访|三个湖南人 “消灭”了国民党》。
有感于岛内被蓝绿霸占，张安乐希望铺展红色力量。从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经验中获得灵感，他认为将来需要在绿色力量最薄弱的环节——即台东和花莲县——辛苦耕耘。
虽然他希冀两岸能够走和平统一之路，但他也绝不忽视一旦开战的可能前景。
“训练敢为统一牺牲的人，我要带头啊！”
观察者网：中华统一促进党吸收年轻人的时候，有些年轻人会不会说，我不进你们党，我怕被扣红帽子？
张安乐：有可能，但还有人觉得很骄傲。这就够了，不要讨好每个人。
当年，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那时被叫做什么？叫“共匪”，叫“朱毛匪帮”，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他们算多少，可是，他们就是坚持，他们站在穷人这边，最后反而胜利。
如果他们按照民粹的路子，要讨好，说我不能变成“匪”，那就投降，今天就不可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不对？所以，现在蓝营最大的问题，想讨好每个人。
现在台湾是“绿色氛围”。比如马英九，原来内心深处绝对是红的，他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那天讲了一句话，我们中国国民党终极目标要统一。这句话，从李登辉、 连战开始没听说过，他讲了。可随后马英九又在台湾“台独报”《自由时报》的头版登了一个半版广告，说“‘台湾独立’是我们台湾人民的选项之一，我尊重这个 权利。”因为他要选举。
张安乐批反服贸学生数典忘祖
“绿色话”讲久了，自己就“绿化”了，你看看这次洪秀柱自己“绿化”，本来在两蒋时代的教育都是大中华认同的教育，那时就算深蓝也是中国人，讲我们台湾 “中华民国”要反攻大陆，两岸都是一家等等。但经过李登辉陈水扁的20年，再加上马英九不敢拨乱反正，现在绿色达到了“绿色民粹”的地步。但任何一个事物 都有一个反对它的因子存在，绿色干到底下会形成一个反对它的一个因子。
现在要引导红色，像我这次来上海，但马上要赶回台湾，因为在彰化有一百多个年轻人要加入我们，我要给他们成立“华夏青年军”，现在有一千多人了，都是年轻 人。“华夏青年军”就是“红军”。现在台湾有蓝有绿没有红，我们要让“华夏青年军”多跟大陆交流。所谓德不孤必有邻，不要忘了大陆十三亿同胞，他们中的绝 大多数都是支持我们的。
之前经常有一些台湾南部的小朋友来我家，进进出出大概前后二十多年，其中历程也蛮坎坷的。有个小朋友自己原本没参加过什么政治活动，后来跟着我，我就带他 参加“红色活动”。他在家那边本身就有点江湖地位，他就对那些原本是绿色的兄弟讲，我将来为统一而死，我是烈士，你们将来为“台独”而死，就会像条狗一 样。我们就需要这种精神，要慢慢在台湾训练敢为统一牺牲的人。当然，我要带头啊！
观察者网：台湾南部的人多多了解大陆，也慢慢会改变他们的想法。
张安乐：老百姓可能会，但政客不太可能。其实有些国民党大佬，他们也不希望统一。因为一旦实现统一，他们的利用价值也就降低了。政客希望老百姓与自己越对立越好，这样他们就可以向大陆讨要好处。大陆对台工作如果过于专注“说服”岛内政客，难免有些“缘木求鱼”。禅宗讲过一句话：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越过政客直达基层，才是最应该做的事情。
共产党成功有三大法宝，那就是党的建设、武装斗争还有统一战线。解决台湾问题，我也提出过三大法宝：红色公益、红色文宣及红色组织。说到底，靠的都是红色 公益。“打土豪分田地”是共产党成功的秘诀，简单说就是——分田地。“分田地”用现代话讲就是“红色公益”。老百姓从共产党手上拿到土地，红色文宣工作就 可以开展了，比如“红军到，穷人笑”。这样，老百姓拿到土地，生存问题就解决了，就会跟着红军走。如此一来，组织就有了，也就有了党的建设。
在敌人最薄弱的环节下手
观察者网：您如何评价如今大陆的对台政策？
张安乐：在我看来，现在对台政策有两个盲点，第一没有做好红色公益，反而做成了绿色公益，归结起来就是我一直主张的“奶嘴理论”。比如我的三个孙子，保姆是我请的，奶粉是我供的，可是小时候，我想要抱他们，他们都不肯。为什么？因为是保姆一直喂奶给他们。
今天大陆对台湾输送利益方向就有问题。马英九到台湾深绿地方云林县，夸耀说自从我当了“总统”，两岸关系改善了，我们的农产品可以卖到大陆了。结果，出身 民进党的云林县长民进党苏治芬就说了，马英九你太不要脸，东西是我卖的，不是你卖的。苏治芬没讲错，上海、杭州和深圳都专门给云林县设点。最终，云林县开 出来的票都是绿油油的。牛奶工厂是红色的，但奶嘴是绿色的，台湾民众只认绿色奶嘴。
那到底要怎么做红色公益呢？比如台湾发生风灾，就可以搞“五星旗下的爱心活动”。大陆某个企业捐一条路，就可以拿这企业的名字做路名。上海长宁区捐一座桥，就可以叫“长宁桥”嘛！“五星旗”在台湾一直被歪曲宣传成“血腥活动”，我们应该宣传成“爱心活动”。
在民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帮助，民众才会认同你。平常你去台湾采购，做些锦上添花的工作，民众没有太大感觉，因为人的欲望往往是无穷尽的。但是，民众一旦有难了，这个时候你伸出援手，民众就会感激你。
我有一个讲法，“一国两制，花东先行”，也就是花莲和台东。这两个县经济比较落后，人口结构平衡，民风淳朴，地理位置也重要，有机场和军港。在这里试行，效果会比较突出。
我们一直在这里耕耘。如果有一天选出来一个“统一党”的县长，坚持“一国两制”，再加上给予政策扶植，相信四年后超过新加坡是有可能的。
“一国两制”一定要在敌人最薄弱的地方开展试点工作。历史上，共产党找根据地也不是在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而是在井冈山、赣南、陕北这样国民党薄弱的地区。同样，在台湾试行“一国两制”，也一定要在绿色最薄弱的环节。
这是我们眼下在努力做的事情。花莲那边，我们经营很久了。由于交通不方便，台东去得比较少，只能每个月去一次。上次我们去花莲一个原住民的村子，有150 户，都是低收入。我们就每一家送一袋米，一袋也就5、6公斤吧。我们现在能力有限，也就这么多资源，但关键是要坚持下来。
花莲反日本核灾食品进口的抗议现场
第二盲点是，没有找准依靠对象。当年毛泽东搞革命力排众议，坚持农民是共产党依靠的对象。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阶级问题是核心，没有国家认同问题。现在台湾要依靠的对象不再能以阶级来划分，要以感情来分：谁有中国情怀，谁是依靠对象；谁没有中国情怀，谁就不是依靠对象。
之前有大陆单位邀请台湾里长到大陆参观，可是一听说是台北的里长，就说不要台北的，希望多些来自台南地区的。但我不这么看，不要以为人家一定跟你走，小心他们将来都会绿化。
当年共产党在赣南，如果想当然认为农民一定会跟我走，不会追随地主，干脆跟地主把酒言欢，也不分土地给农民，农民还一定会跟你走吗？如果地主再给农民粮和 饷，那就干脆参加地主武装了嘛。结果可能就是，地主跟共产党翻脸，农民就打共产党了呀！民众眼睛都是雪亮的，你从来也没有管我们，你却去巴结人家。哎，不 幸都言中了，台湾很多“蓝天”都变“绿地”了。
所以现在只有退守花东。再不做工作，花东也会全面绿化。重点是，不要再想着讨好每个人；念叨着讨好每个人，就会丧失根据地。当年要是共产党没有在延安设立根据地，机会来了也不属于你。
大陆支持台湾一个县还不容易嘛，要搞“一国两制”，就要搞出一个成功的试点，让大家都看看。
以目前局势来看，和平统一越来越难了。如果将来是武力统一，就需要在岛内有股红色力量，就是部队。现在就要两手做准备，一是把花东当根据地，一是要建立红色部队。
红色部队的作用就是，只要绿色势力敢嚣张，就会有大部队去跟他们较真。只要敢宣布“台独”，就敢起来反抗。我这个年纪，看看还能培养红色部队到什么程度吧。
观察者网：那你们有没有在花东培养“立委”？
张安乐：这个得一步一步来。问题在于要选举的话，就必须讨好民粹。我们现在打的是“正红旗”，这在岛内选举中就不太好吃得开。
政客和政治家不一样。政治家是坚持理念，这个事情对台湾民众有利，对两岸有利，那就坚持；政客呢，为了要选票，就迎合民粹，民粹说怎样就怎样。
所以啊，也不能怪新党在选举时高呼“保卫‘中华民国主权’”，因为这是最保险的做法。我们讲，两岸要和平统一。这话讲出来，目前人家会不太敢接受。为了要 争取一两席“立委”，丧失自己的原则，那就跟着国民党摇旗呐喊好了嘛。什么“捍卫‘中华民国’，反‘台独’”，已经有很多人在做了。
国家认同这种感情不会消逝
观察者网：按您所说，绿色大本营，红色旗子插不进去，那当蓝色大本营也开始慢慢“变色”时，红色旗子有机会插进去吗？
张安乐：像我们在眷村搞活动，他们一般都支持我们的，可最后投票的时候却没有反映出来。有很多人在公共场合要跟我照相，说“中华民国”要靠你了，但不说中国要靠你了，都是这样。
他们觉得我的主张可以针对“台独”，这一点上是跟我站在第一线的。可选举的时候，他们讲想听到的是“捍卫‘中华民国主权’”，我的口号则是“和平统一救台湾”。
这个时间，我就觉得酝酿“中国台湾”的讲法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平台，缺乏红色文宣，也就没有声音一直在强调“中国台湾”。
观察者网：您有考虑过“一国一制”的可行性吗？
张安乐：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陆沿海已经成长起来很多的中产阶级。虽然现在大陆内部存在贫富悬殊的现象，不过中产阶级在慢慢成长。我相信再过30年，量变发生质变，变成中产阶级社会，到时候就会选择适合中产阶级的政治制度。
亚洲现在实行所谓“民主”制度的国家或者地区都存在很多问题。在菲律宾，选举暴力事件猖獗，参选人甚至会把对手杀掉。在台湾，虽然没有那么多的暴力现象，但买票活动猖獗。
“民主”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效率，“威权”办事就非常有效率。台湾大搞建设都是在两蒋时代。要土地改革，做，没什么好啰嗦的，也没什么好反对的。现在不可能了。台湾要建一条机场捷运，20年都修不成，各种利益方在中间扯皮。
大陆现在实行的是精英选拔制度，必须经过在基层锻炼多年，才有可能担任要职。不像在台湾，凭一张嘴就能当市长、“总统”。
观察者网：蔡英文上任至今，您怎么看两岸关系的走势？
张安乐：反蔡英文的因子已经慢慢形成了，但有不同角度，有“中华民国派”的集结，也有我们“中国台湾派”。台湾经济一直萧条，民众不满。但问题是，有些台湾人主观上已经不认同中国了。
人生有三大事情是感性的：宗教、国家认同、男女激情。激情会消逝，但国家认同这种感情不会。蓝营现在缺乏感性的支持者，我们就是要培养感性的红色支持者，两种培养方式：第一，红色宣传，学校教育、媒体等我们掌握不了，只能靠网络宣传。我们要告诉台湾老百姓，只有和平统一，台湾幸福最大，永久和平无战乱。大陆经济持续发展，给台湾优惠，台湾经济会不好？在海外有任何事，中国大使馆会保护，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还有尊严，台湾老百姓还要什么？第二，就是刚才讲的红色公益，因为人是感情的动物。
观察者网：好的，非常感谢您能抽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
（录音整理：廖志鸿、张珩、黎娜、张晨静、庄怡、武守哲、朱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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