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香港：一国两制全面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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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6-12-12 20:2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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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法学院教授饶戈平：香港回归后去殖民化工作没做好
【观察者网综合】中评社12月12日消息，全国港澳研究会、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10日下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举办以“宪法 忠诚与国家建构——从香港立法会宣誓事件切入”为主题的“第三十四期北大博雅公法论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在发言中表示，内地和香港在理解“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上存在差异，他指出，香港有人把除外交、国防外的所有权利都视为中央的“剩余权力”，这忽略了《基本法》是一部授权法的本质特征。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
他还表示，中央对香港回归后落实“一国两制”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预计不足，如没有及时处理去殖民化和国民教育工作，但他认为，今后仍需坚持“一国两制”，全面、准确实施“一国两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一国两制”。
香港政治事件频生 “一国两制”出问题了吗？
饶戈平表示，此次宣誓风波所折射出来的“一国两制”的问题，让很多人不禁有以下的疑惑：“一国两制”给了香港这么大的宽容和优惠，为什么香港回归以后这 19年以来，我们听到的消息不是越来越好的消息，更多是坏的消息？“一国两制”到底进行的怎么样？是不是应该回过头来思考一下，“一国两制”基本法本身有 什么问题？
他指出，不要把“一国两制”当成一个政治术语、政治口号来看待，而要将其视为我们国家在特定时期治国方式的一种探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种方案。“因为 一国一制是常态，186个国家惟有中国搞‘一国两制’”，他认为，以宪法来保障一个主权国家实行两制的我们看不到第二个国家。因此，这对香港来说史无前 例，对中国领导人也是史无前例的。
“一个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政府要管制一个资本主义的地区，一个社会主义宪法要容忍一个资本主义的存在，要让两制并存共同发展，这种面貌、这种理想能不能够实 现？”饶戈平说，我们对“一国两制”本身的认识，不管对内地甚至包括中央，更不用说香港，都存在着很多认识上的差异，“特别在香港被另外诠释的一套理解， 表面上都在喊‘一国两制’，喊基本法，实际上是南辕北辙的”。
“一国两制”既有理想主义 又有实用主义
他介绍，2003年“反对23条立法”的香港50万人大游行后，中央领导对“一国两制”的实施提出了“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认识，这表明我们的领导 者对于“一国两制”认识的深化。他认为，这些事件提醒他们，“一国两制”远不如我们设想的理想程度，实际情况比我们想的复杂的多。
饶戈平表示，“一国两制”是我们国家处理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的政策，它从构想到国策，再到被写入法律，希望通过这种政策能达到两个方面效果：第一，在解决 方式上应该符合国家最大的利益， “一国两制”首先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来的，用和平方式来解决统一问题和领土历史遗留问题。第二，在回归后的治理方式上体 现在宪法31条的规定，可以实现与国家主体不一样的制度。一国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强调国家主权的原则，强调统一的中国，强调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两制 是强调两种不同的制度能够和平的存在和发展。
“让冷战时期斗了五十多年两种制度变成和平共处，邓小平说我们把国际法中的和平共处原则用在国内，这种期待和设想，是当时解决问题最现实最明智的政治选 择，我觉得这个结论还是成立的”，饶戈平认为，因为这种处理是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最大化，既带有实用主义色彩，也带理想主义的色彩。
回归后治港 对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预计不足
他认为，老一辈领导人希望在他们有生之年把失地收回来，所以用这个方针收回失地，对于回归以后如何治理，他们的大致的设想就体现在《基本法》上，“你们按 照我设想的、安排的往下做就行了”。但他指出，从现在看来，我们对于回归以后产生的问题预计不足，对于“一国两制”的内在矛盾、结构性矛盾，以及长期性、 复杂性和艰巨性是认识不足的。他举例，回归以后全国各地有很多研究港澳的机构都受命撤销、合并了，感觉香港回归了“一国两制”似乎大功告成了，香港就让它 自己去管就行了，似乎看不到国家的作用，让香港自行去管理。
“香港一夜之间换了一面旗帜，他就认同这个国家了吗？”，饶戈平指出，回归后对这些问题似乎都没有做非常明晰的考虑，故他认为，在中央的工作中如何全面准确的正确认识“一国两制”也存在需要改进的方面。
“至于在香港社会这个问题更大一些”，饶戈平表示，有人说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在香港是不是太偏向强调后两句了，有些人所期待的“港人治 港”似乎是一个不存在前提和基础的“港人治港”，他们讲的“高度自治”是没有限制的的“高度自治”。他认为，泛民的政治主张是希望能达成一个政治实体的完 全自治，“就是他们的祖师爷英国人所教唆的”。他指出，彭定康任内搞“突击民主”深深熏陶了泛民。
误解基本法 忽略中央对特首任命权
此外，关于“一国两制”下中央的权力，饶戈平指出，香港社会有人理解，中央的权力只限于外交和国防，“剩下来”都是我们的。“有一批大律师，有一些法律学 者，谈到香港和中央权力的关系的时候，甚至把联邦性的剩余权力理论运用到香港，以为基本法不加以禁止的都是我们所认可的”，而事实上《基本法》是一部授权 法，用列举的方式阐明香港在哪些问题上面拥有自治权。因此，在这样的误解下，他们忽略了中央对特首的任命权。
他介绍，针对殖民时期港督是由英国委派的情况，为了体现高度自治，《基本法》规定中央不派人治理香港，允许香港领导者从本地产生。但他强调，这其中有一个 中央任命的过程，所以香港特首选举是中央任命与地方选举相结合的，这个模式包括了普选的模式。“这一点被认为是违反中央的承诺，违反所谓国际标准，这个是 完全媒体所宣传的结果”，他说。
而在更深层次，饶戈平分析，在香港社会和政治生态并没有因为回归而产生根本性的变化。他指出，香港社会结构、人口构成基本上是维持现状，法律制度也基本保 持下来，我们没有及时进行国民教育和去殖民化教育，特区政府既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处理，因而中央在落实对香港的管治上留下了很多的漏洞。他表示，各方对 “一国两制”的理解之间存在差距、“一国两制”的原意与其实施情况之间也存在差距，而这种差距到最后形成了某种对立，香港社会历史上存在的“反共拒中”倾 向并没有因为回归而得到根本的改变。
中央管治与地方自治 一组天然的矛盾
谈及“一国两制”深层次的矛盾，饶戈平表示，我们只看到“一国两制”我们期待的好的一面，却忽略了矛盾。他指出，香港本来就是一个缺乏国家认同的地区，甚 至在英国占领香港之前，作为一个渔村的香港，对朝代的更替波澜不惊，没有什么印象。经过155年的殖民管制，香港对中国的归属感是单薄了，回归以后他们从 曾经的优越感、恐惧感到现在的抗拒，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变得很突出。
“两制之间的矛盾，两制之间的差异，远不是50年可以解决的”。饶戈平说，我们当时定下“50年不变”主要是用于稳定香港人心，当时也预计2047年内地 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程度，和香港的差距会减小。但他认为，从现在看，即使“一国两制”实施得顺利的话，2047年两地的差距已经减少到一种可以融合的程度还 恐怕过于乐观。
饶戈平指出，中央管治和地方自治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天然的矛盾，这涉及到中央与地方权限的问题。“我们应该感谢的我们的前任，不能责怪我们的前任，更不能因为现在的误差去质疑‘一国两制’”，他认为不应动摇对“一国两制”的信念和坚持。
保证“一国两制”不走样不变形 中央要发挥更大作用
他表示，“一国两制”的实施更加需要中央发挥作用，“中央是‘一国两制’的制定者、主导者，也是第一责任人，尤其有必要站再一个历史的高度来认识看待‘一 国两制”。他认为中央坚定不移的坚持“一国两制”，同时要全面、准确地实施，保证不走样、不变形，这个立场是很坚定的。他指出，中央应该对“一国两制”实 施19年进行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总结和反思，既要充分保持香港的高度自治，新手我们的承诺，也要充分落实宪法和基本法的权利，“硬得要硬，软得要软”。
饶戈平认为，我们面对与解决的不是质疑和拷问的“一国两制”的问题，而是如何全面、准确理解“一国两制”的问题，是如何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一国两制”的 问题。他认为，我们在这方面思想还不够解放，“‘一国两制’提出者已经过世了，对于后来的人，如何坚持这个基本国策，丰富它的构想和实践”，饶戈平最后 说。
来自http://www.guancha.cn/local/2016_12_12_383888_s.shtml
回归后续发展的几点预测
“这是值得高兴的日子，但不用太兴奋。
它回来了（指香港回归），至少是名义上回来了。
不过人家政治、司法、行政自成一套，本质上就是和当年的租界没区别。
这不是贬低它，而是有话直说。
这种单方面的事实独立，再结合我们处于弱势的意识形态地位，最终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就是：
它发展的好了，是它民主自由、法制健全，抗拒我们干涉的结果；
它发展遇到困难了，就是它自由受我们限制、法制被我们破坏、经济被我们拖累的结果。
总之，无论回归后，它是好是坏，都极有可能把我们当作对立面，进行导向型攻击。
我本人，一点也不看好两边能互利互惠地作为一家人过日子。”
——李欣欣，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院，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社会研究局副局长，1998年4月《回归后续发展的几点预测》
“为什么驻军是必要的？
首先一点，毫不遮掩的说，我就是要去占领你。
这一百年，你过得好也罢，坏也罢，你都是敌占区。
没错，是敌占区。
这一百年，英国人和我们关系好的时候很少：
抗战前，拉着日本压我们（指英日同盟时代）；
抗战后，靠着美国压我们；
从东北到西南，哪有乱子哪有它；
它不是敌，谁是敌？
作为一百年的敌占区，如今回归了，中央不排兵去占领，这可能吗？
第二点，中央之所以是中央，在中国，就是靠了三个统一：
军事统一、行政统一、财政统一。
这其中，军事统一是第一位的，是党指挥枪的前提。
你说是军事强权也好，是集权政体也罢，这是中国上千年的历史必然，没有军事统一，一切无从谈起。
所以，你既然回家了，既然认我是中央，就要接受这一点。
无论你怎么自治，怎么一国两制，作为我国基本国防体系的一环，就不允许你独善其身。
以上这两点，中央已经跟他们（指香港政、经界要人）明白地讲了。
话可以好说，但事不能不做……”
——迟浩田，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原中央军委副主席，1998年1月《向同志们解释一下》
“香港人不会向英国人要选举权，却一定会向中央政府要选举权。”——刘亚洲文选 第一卷 214页
“一国两制”研究的庄严使命
周八骏 大公网
今年五月十八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香港社会各界欢迎晚宴上致辞时指出，对于“一国两制”，要“不忘初心”“保持耐心”和“坚定信心”。这三句话，是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践“一国两制”近十九年经验的高度概括。
这三句话所针对的是相互关联的三种观点或情绪。
各类矛盾需要化解
第一种观点是，二○一六年香港与国家主体所呈现的“一国两制”，已非一九九七年“一国两制”开始实施时的模样，因此，香港相当一部分居民产生“悔不当初”的情绪。
有这一种情绪的，不只是反对派及其支持者，还有若干建制派政治团体及其支持者。反对派及其支持者被冒起于“佔中”的“本土自决”和“港独”派所牵引，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应当由“港人自决”选择“香港独立”。持有这一种消极情绪的建制派政治团体及其支持者，或者是从“右”的方面同情反对派及其支持者的观点和情绪，或者是从“左”的方面以为“一国两制”是对西方国家过分让步的安排。
第二种观点是，“一国两制”已然失败，今天香港无论政治还是经济、民生可谓“千疮百孔”，各种问题堆积如山，各类矛盾错综复杂，宛如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拒中抗共”旗帜，从传统“泛民主派”的手中，传向新起的“本土自决”和“港独”派；前者以实现“真普选”达至“还政于民”的主张，正在被后者“香港独立”的主张压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建制派政治团体及其支持者中，有的滋长同情反对派的情绪，有的表现急躁和冲动，希望对香港政局尽快做一了断。
第三种观点是，“一国两制”即使尚未失败，也很难继续推行。这一种观点在当前香港社会有着不可低估的市场。
受这种观点支配，“本土自决”和“港独”产生十分偏激的情绪，要求尽快实行“本土自决”、在香港与国家主体之间尽快重做制度安排，他们共同的最大期盼是“香港独立”。受这种观点影响，传统“泛民主派”产生不耐烦的情绪。他们要求尽快重启政改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其二○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决定，同时，要求尽快为二○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后香港与国家主体关系做较之现行“一国两制”更有利于他们的制度安排。若干建制派政治团体及其支持者也受这种观点影响，也产生不耐烦或偏激情绪，诚然，偏激和不耐烦情绪的内涵，与反对派的相反。
上述这一切，要求建制派、尤其爱国爱港中坚力量切实加强关于“一国两制”研究的力量、提高关于“一国两制”研究的水平。
毋须讳言，现有的研究力量和研究水平是显然不够的。举一例，对于反对派及其支持者越来越强烈地要求中央就二○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后香港与国家主体关系做出明确的制度安排，甚至，激进反对派无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要求由“本土自决”来决定二○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后的香港前途乃至“香港独立”。建制派的回应是软弱无力的一句话：二○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后继续实行“一国两制”。这样的回答，不仅无法遏止“本土自决”和“港独”，而且，不能说服和团结广大香港居民摆脱反对派的政治羁绊和思想羁绊。
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关于“一国两制”的研究，至少需要回答三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是，在反对派否决特区政府关于普选行政长官议案后，香港特别行政区如何从实际情况出发争取早日实现普选目标？
香港如何重新定位？
本届政府遵照《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二○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决定所制定的普选行政长官议案被反对派否决，标誌着伦敦在“九七”前人为製造香港民主之路与回归之路的分歧和对立是以失败告终。一方面，特区政府和建制派必须坚决遏止“本土自决”和“港独”，另一方面，特区政府和建制派必须建立关于“一国两制”特殊条件下香港特别行政区普选制度的论述，为早日实现普选进行一系列相关制度建设和思想工程。
二是，在香港与内地、尤其广东省珠三角已然形成经济一体化态势的基础上，在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宏伟战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香港如何妥善处理她与国家主体之间的“有形边界”（歷史留下来的“边卡”）和“无形边界”（意识形态差异）？
“有形边界”增加交易成本。“无形边界”更把香港自我孤立。特区政府必须既深入阐明道理，又细緻解决问题，推动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
三是，全球经济金融政治格局正发生人类近五百年来空前全面深刻调整，全球重心正由西方（欧洲、北美）向东方（亚洲）转移，香港如何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急剧变化关系中重新定位？
“一国两制”关于香港原有资本主义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的规定，是针对二次大战后与内地基本分隔而完全依靠西方世界发展起来的状况。显然，已不适合近三十年来的变化。
资深评论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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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成功变失败之源
2013-06-26 08:50:46|来源：南华早报
“一国两制”的悲歌在于，它的成功正是失败的根源。这是北京按照《基本法》建立的模式，陈云根要求自治才是危险所在，只会引来内地干预甚至接管香港。香港已经走远，北京必须把它拉回来，容许全面普选是一个解决方法，另一个方法是从中国深邃的丰硕历史经验中寻找，例如旧日有朝贡体制，以包容各种各样的社会。
“一国两制”的悲歌在于，它的成功正是失败的根源。香港已经走远，北京必须把它拉回来，容许全面普选是一个解决方法。
一个国家，一种制度。这是现今国家的常态，始于早期的现代欧洲，慢慢在全世界展开，直至今时今日。只有国家战争与内战才会将国家分列、破坏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
这差不多是对国家主权的普世共识，在此背景下，才让我们体会到“一国两制”是何等超然，是在和平与丰足年代多么独特的历史经验，非笔墨可以形容。
正因为这个原因，几乎所有以西方为中心的外国观察家，皆错误预期中国会在1997年后吞并香港。难怪派驻香港的内地官员也不住抱怨，说香港是一本难念难明的书。标准的党团文宣让内地官员可以应付日常工作，但不能使他们真正理解香港情况。同样地，很多来自民众“啦啦队”的民主派人士，以为是英国人留下来的遗产，奠定了诸如法治等核心价值，方使我们与内地不同。但他们完全无视事实，保障这些核心价值并让我们与内地有别的，其实正是北京首肯的《基本法》“一国两制”原则。
我的年青朋友尼古拉斯 古登(Nicholas Gordon) 在他哈佛大学的杰出本科论文中，探讨香港与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如何在传统主权“有或没有”这个二元概念里钻空子。在现实情况下，所有城市、地区，甚至国家纵使并非完全独立，都存在类主权。而香港除国防及外交事务外，在境内与国际舞台上实际上是以单独实体行事。在这个情况下，纵使没有民主运动，我们仍会发展出一个单独或另类身份。在这个意义上说，本土主义运动的精神教父陈云根把香港称为“城邦”就不全错。这是北京按照《基本法》建立的模式，陈云根要求自治才是危险所在，只会引来内地干预甚至接管香港。
“一国两制”的悲歌在于，它的成功正是失败的根源。香港已经走远，北京必须把它拉回来，容许全面普选是一个解决方法，另一个方法是从中国深邃的丰硕历史经验中寻找，例如旧日有朝贡体制，以包容各种各样的社会。（My Take）
来自http://news.takungpao.com/opinion/highlights/2013-06/17149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