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沉重的思考——对11位女研究生被骗案的追踪采访
作者:记者武勤英
日期:2022-02-08 11:52:18
内容:
特稿：女研究生被拐卖始末
导言：本案惊动教育布，经公安部督办迅速破案，可惜仅此一例。
也多亏了导师用心，学校用力，还有至今没有透漏的送信人。
买人者也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但却因此载入史册，他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当地也没有举一反三，只是觉得自己碰了不该碰的人，一切照旧。
可谁是不该碰的人呢？那就是有能量，有资源，可以反制摧毁他们的人。
倘若当时能够予以重视，对人口买卖进行严查严打，怎么会有后来的失控局面呢？
放在今天，又有几人把别人的事当事来办呢？又有谁管呢？但凡有一个真心关心你的人，很多案子是可以破的，毕竟摄像头那么多，资讯那么发达。
编者：原文发表于1988年，标题《沉重的思考——对11位女研究生被骗案的追踪采访》，作者是《光明日报》记者武勤英
女研究生被拐卖给了一位农民，这听来似是天方夜谭的故事，却确确实实地发生在曾有着灿烂文化和古老文明的黄河流域，发生在曾在北宋历史上以及后来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英雄辈出的土地上。
1、狱中提审
“宫长恩，出来!”随着监狱长一声低吼似的呼唤，从第5号牢房走出来一个步履迟缓、弓腰缩背、目光卑屈的中年农民。
他穿着一件自家缝制的中式竖条土布褂子，杂乱的扫帚眉拧成一团，眼角下撤，萝卜秧似的黑硬头发翘翘着。即使他不是罪犯，也是丑陋的。
“宫长恩，你犯了什么罪?”在郓城县监狱，记者与监狱长一起提问。
“俺买媳妇。”迟缓的鲁西口音打着颤。
“买的是谁你知道吗?”
“俺不知道，俺要知道了，一辈子也不买她。”他急于辩解，手哆嗦着，笨嘴拙腮的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他是山东郓城县许多买媳妇的农民中唯一被抓起来判刑的人。以强奸犯论处，判处有期徒刑5年，在全县公审大会上宣判。那天逢集，他被推上卡车，挂着牌子……
2、婚姻饥渴
宫长恩从小死去父亲，30岁守寡的母亲拉着他姐弟6人去讨饭。肆虐的黄河，给沿黄一带的村庄带来的是风沙盐碱和大片洪荒的土地，也埋伏下黄土板块下文化的衰退、精神的荒渴。
当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大潮又一次汹涌而至的时候，这黄土地上开始出现了盎然生机。政策上的放宽搞活使多年靠吃救济粮的农民手头开始有钱了。
30岁的农民宫长恩靠脱坯烧窑竟也能赚回来一叠一叠人民币。他用这笔钱先为弟弟娶了房媳妇，又给自己和老母亲盖了3间新屋。家里，就他还缺一个知冷知热的媳妇了。
今年2月25日，有人通报他:“又来闺女了，还不去相相。”于是，他捏着自己仅剩下的800元钱，又到信用社贷款2000元，以2480元的价格，换得一个“媳妇”。就在这天晚上，放鞭炮、摆酒席，迫不及待地成了“亲”。
当“媳妇”明白是被拐骗的时候，又哭又闹。人散尽后，她明明白白地告诉他，自己是上海某大学的研究生，求他放过她，她会马上让家里电汇3000元来，将来必有厚报。
宫长恩不相信，说：南方人爱骗人，尽冒充高干子弟啥的，你说你是大学生，拿出证明来。姑娘身无分文，解释自己被骗的经过。这偏执的农民仍不信，只会一个劲地要求跟他过日子，要求给他生孩子。
姑娘不从，又踢又踹，使他不敢靠近。两天两夜过去了，初时发疯般抗拒的姑娘已精疲力尽。于是，原始的冲动撞破一切禁制的藩篱，30岁的光棍汉粗暴地占有了失去反抗力的姑娘。
他是全村公认的老实人，老实得近乎窝囊。这回，却作了这样残暴的事。从道德观念看，绝没有抽象的善和恶。小生产的劣根性，使他把买来的“媳妇”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什么个人的意志，什么妇女的合法利益，他压根儿不懂。
“他不上诉吗?”我问法官，“毕竟，他是上了骗子的当。”
“他不会写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又不懂请律师，他不可能上诉。即使上诉了，也八成被驳回。这案子影响重大，中央和国家教委都知道了。”法官告诉我。
10天的上诉期已过去5天，这农民又带着呆滞的、可怜兮兮的表情走回他的监号。被法制的大锁禁锢在森严的牢房里。
3、村野探微
郓城县北约五六十里地的侯集镇宫庄村，有这农民的家。我在县妇联主任的陪同下，来到他那简陋的土屋采访。此刻，人们不难产生一种幼稚而又荒唐的对比：监狱里的采光、通风、卫生等各方面的条件，比这农民的家真是强得多哩。
宫长恩“结婚”时借来的床、被已全然消失。那粗布缝制的肮脏而辨不清颜色的被褥，依然胡乱地堆放在秫秸秆绑制的单人床上；土坯垒制的水泥桌满是灰土，柳条编制的粮囤紧挨床头……与之唯一不相称的，是墙上所有的空隙都贴满的时装模特和电影名星的大美人头像。
谁说农民只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也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一种对异性的渴求。只是落后的经济状况束缚着人们飞翔的翅膀。而越是偏僻、落后的地域，就越加成为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然而，也有人没有遗忘它，并钻了这种精神荒渴的空子。于是，除西藏和台湾外，全国20多个省市的妇女都有被拐骗到这一带村庄的。
在这黄河岸边的村庄，我听到了不同人对这桩野蛮婚姻案的不同心态。
宫长恩的母亲是个朴实的老妈妈。她见到记者时几次欲流眼泪，但还是一口一个“俺那媳妇”。她说:“俺家养了6只鸡、2只鸭，下了蛋不舍得卖，都给俺那媳妇吃了，俺二黄(宫的小名)攒点钱买个媳妇不容易，娶到俺家，俺喜得慌……问她叫啥名她不说，俺给她起了个名叫‘秀梅’……俺不知道她学问大小，俺要知道她学问那么大，一分钱不要，也要把她送回去……俺孩被抓走了，我哭了两天两夜……”
我问与宫长恩作邻居的村团支部书记，村里出了这么件大事，为什么竟不闻不问，他回答说:“在学校上学时也知道与坏人坏事作斗争，明知买媳妇不对，我也管不了，县里还管不了呢!人家花钱买的还有啥说?现在青年人结婚，少说也得四五千元，买个媳妇才2000多元，农村这事多啦，没人管呗。”
“作为团支部书记，你为什么不组织青年们开展有益的活动，让他们通过正常交往自己找对象，何必用钱去买?”我责怪他的失职。
“你不知道，年轻人在一块呆着都看不惯，自由恋爱谁敢呐?找外村男青年和女青年说句话让人看见了，都说是不正经。”
我的天!在这块土地上，正经的被当成不正经，不正经的成了正经。村干部还这样屈服于旧的封建势力，何况广大老百姓?这种倒错的理论不产生倒错的婚姻才怪!
4、一块银元
研究生小A是我国解放后一桩罕见的大骗案的受害者。虽说已经被解救多日，但她仍不断被郓城人提起。人们不断地议论着，猜测着。
她长得很漂亮，1.70米的苗条身材，浓密的黑发在脑后束成一绺“马尾巴”，戴一副白色浅度近视眼镜，明亮的大眼睛显示出大家闺秀般的娴静、温柔。
“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公安局的同志给我这样形容她和那个农民。
今年2月25日，她利用寒假期间准备毕业论文资料。她一直是班里的学习尖子，无论是考大学还是考研究生，她总是在竞争中名列前茅。
家里姐弟4人，她是最有前途的孩子。当工人的父亲去世后，母亲在她身上更倾注了舐犊深情。
1986年考取上海某重点大学研究生后，她担任研究生班的班长，年纪轻轻又入了党。
顺利的成长环境，养成她生性执著、过分自信的个性。像当今一切有社会地位的青年一样，24岁的她，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那天下了火车，她直奔郑州工学院查找资料，但收获不大。她决定进京，进一步拜访名家和查找资料。
在火车站对面的运青旅馆小憩时，一个招人喜欢的小姑娘与她同住一室。小姑娘一口一个“姐”，大包大揽地要帮她购买异常“紧缺”的进京卧铺票。面对这么一个天真、活泼、热情、可爱的小姐妹，研究生小A失去了任何戒备。
2月26日，她们玩了一天，已经很熟悉了。于是，自称李敏的小姑娘从书兜里掏出一块银元，诡谲地说:“到山东郓城跟我跑一趟，提点货，弄点银元，只半晌时间，就能赚几百，回来分给你200元。小A笑笑，答应了。
5、失踪以后
2月27日，小A和李敏两人搭乘郑州开往济南的长途汽车上路，到郓城西关下车，在挂着“陈家店”招牌的一家个体户开的旅店落脚。下午，就随着一个叫“二捣鼓”的人乘三轮“嘣嘣车”赶往李集乡去“拉货”。
2月28日晚上9点“货”终于谈妥了。李敏让小A与她分头去取“货”，并告诉她:“你到那里点点数就行了。银元有真有假，跟你一块去的有行家，不用你费心。”虽是黑灯瞎火，人地两生，但为了赶快办完事返回郑州，尽快进京，小A并未过多考虑，便跟着9个小伙子，乘坐早已停靠在公路边的三轮“嘣嘣车”去取“货”了。
这一去，小A再也没能回来。整整71天，她被农民宫长恩“买”去了。宫长恩像看守自己的私有财产一样守着小A。白天有人跟随盯梢，晚上让老母反锁房门，把小A与外界隔绝，使她连信也很难发出去。她都要急疯了，有时又哭又笑，甚至把自己的衣服扔进灶火里烧掉……
在有关她的案卷里，我看到这样一段话:“……我曾经把灯泡取下，触过电，或许电压太低，或许我的鞋太绝缘，未死成；我曾经上过吊，但绳子靠墙太近，我一伸腿又下来了；我曾拿着刀划过手，但未找到大血管，没有下手；我也曾到处寻找农药……在宫村那段时间，一直在想着生与死。我想过，等玉米长高，再逃。我觉得日子太难熬。我怕等不到那时……”
小A在遭受巨大的凌辱和折磨的时候，她想过死，想过逃；在这两条路都无法实现时，她也曾想过到教堂去。“或许神父会帮助我”……
但是，她唯独没想到利用自己合法的身份，用法律的武器去战胜愚昧和邪恶，更没有想到利用自己所在的党组织的力量。研究生本是同代人的骄傲，高智商的知识层次使她文质彬彬、知书识墨，然而，面对学府围墙外的阴暗处，她却显得那样无知和软弱。在这一点上，她甚至还不如普通妇女那样豁达、聪明和大胆。
按理说，这些道理，学问高深的小A不是不懂，但她却把一切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乡亲们谁也不知道她是研究生，谁也不知她叫什么名字，更不知道她家在哪里，家里有什么人。复员军人、38岁的新任村党支部书记徐庆华看她像个学生，曾主动去探望她，但她仍是一问一个不知道。
小A在苦闷已极的时候，曾写过一首“字头诗”，叫《地之赞歌》。
诗的原文是：
到处障碍到处沟，
此时祸来何时福。
来日方长泪难断，
寻觅无望愁更愁。
侯门玉女落此难，
集市闹区方荒凉。
宫庭宅院不能住，
庄户人家落了户。
宫庭宅院又如何，
长眠此处亦难过。
恩爱昔日何处寻，
只等来世报君恩。
把这首诗每句头一个字凑在一起，就是“到此来寻侯集宫庄宫长恩”。
她把诗装在信封里寄了出去。但是，此信发出后，茫茫无回音。这是小A作出的最大的努力。但她最后的这点希望也破灭了(她曾先后发出4封信，都如石沉大海)。命运啊，你为什么这样残酷地对待一个弱小女子!
6、铤而走险
想不到那个“李敏”会是个阴险狠毒的骗子!她像个刚走出校门的中学生，又像一个还在母亲身边撒娇的大孩子。生得红润丰满的鹅蛋脸，梳着两条搭肩的粗辫子，嘴角有一颗美人痣。
“那个穿红褂的就是李敏。”郓城县公安局办公室的夏主任和范主任指点着监狱那间唯一的女号。她的眼睛直勾勾地充满敌意，又故作轻松和满不在乎的样子。7月25日，在郓城影剧院高高的台阶上，她被挂上了“拐卖人口犯”的牌子，和另外29名罪犯站在一起。
在采访临近结束时，闻知教唆李敏犯罪的她的母亲亦被抓获，但另两个参与拐卖女研究生小A的主犯在逃。此案并没结束。它将使所有善良和正直的人们心潮难平。
5月8日，上海某大学收到一封报告研究生小A下落的匿名信(寄信人办了件大好事，但至今不敢暴露姓名和身份)。5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以及学校的代表赶赴济南。5月10日午夜时分，小A便被山东省、荷泽地区及郓城县的公安干警解救出来。看见自己的老师，惨遭厄运的小A惊喜羞愧交集，扑到老师的怀里，泣不成声……
这件震惊全国的大骗案留给人们的思考是什么呢?
下一页：对11位女研究生被拐骗案的追踪采访
对11位女研究生被拐骗案的追踪采访
光明日报
? 一
对于记者来说，一般都不爱重复自己。?
前面总会有层出不穷的新闻，去召唤着他们去面对流动着的色彩斑斓的世界。这种职业习惯 ，恰如一首歌中所唱的 那样：每一次发现都出乎意料，每一个脚步都令人骄傲，每一次微笑 都是新感觉，每一次流泪也都是头一遭……。要不是出 版社的同志督促得紧，也许，连自己 也懒得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所走过的路了。?
掐指算来，自己对女研究生被拐卖一事的采访，已过去了10年，有很多细节，确实已渐渐淡 忘了。但不知怎么搞 的，也许因为写过这么一篇在全国曾经引起过轰动的报道，每当自己沧 桑感上来的时候，每当自己感到江郎才尽的时候，或 者干脆想自甘平庸——把 自己比做街 上的大白 菜论堆撮的时候，都因在时过境迁之时，这件事的重新被人提及而觉得浑 身一激灵 。?
来实习的大学生小高曾问过我：老师，女研究生被拐卖的事件是你写的吧?这是他在主动帮 我抱着那厚厚的一摞从 资料室借来的报纸时边走边问的。我想，我写这篇文章时他也就10来 岁啊。?
在一次河南省文史专家来京开会、大家在餐桌上议论起当前的骗术时，又举出《光明日报》 曾发表过的这篇文章。 一位老专家说那是位女大学生，另一位立即纠正道，不，是女研究生 。他们记得清楚得很哩。?
山东的一位青年同志来电说，老师讲课的教材，就收进去这篇文章。他告诉老师，认识这位 作者，老师遂写下了“ 直言勤奋英才”几个字。?
前不久，报社的一位后起之秀、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张传亚同志更是兴冲冲地告诉我， 他买了一本茅于轼的书 《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其中有三、四页是引用的1988年9月3日本报 发 表的《沉重的思考》那篇文章。当然，这位 著名学者的分析比起10年前的我的那篇“急就章 ”更深刻得多了，对于“曾经引起过不小的社会反响”的这件事，他提出 了新的独到见解。 我欣慰地看到，这是一种久违了的坦诚批评。茅文中说：“‘为什么她不依靠法律来解救自 己呢?’对 问题的这种分析等于说‘刘少奇之所以被迫害致死，是因为他不懂得运用宪法所 赋予的权力’一样地不着边际。所有的舆论 中，竟没有一篇是从基本人权的角度来分析的， 当然更谈不上从这个典型案例中进一步发掘我国普遍存在的漠视人权的现象 了。在我国似乎 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误解，即以为人权问题就是政治犯的待遇问题，从不认为基本人权涉及到 每一个人的处 境。”我喜欢这种富有生机的挑战。?
时隔10年，还有人记得《光明日报》刊登的这篇文章，并且对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更深一层的 哲学思考。他给我的 震撼和启示超过我自己写的任何一篇文章所带来的收获。?
二?
有一位日本记者说：如果一生中能采到三个独家新闻，就是大记者，不叫独家新闻叫它“ 大 新闻”也可以。一条 消息轰动舆论，举世注目，这样的消息即使写上一条，也遂了记者的平生之愿。?
新闻记者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似乎体内有一种冲动，记者是猎手，他像猎人一样，随时准 备瞄准猎物。?
我采访女研究生被拐卖一事，其实很偶然。?
1988年，我在机动记者部当记者。当时，我有机会跟着老主任张天来同志多次下去采访，老 一代新闻工作者那 种不放过任何一个新闻采访线索的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天来同志并不是什么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却是公认的名记者 。我觉得人只要肯下功夫，就会有成绩 。慢慢地，我受天来同志的感染，对写人物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报道任务不重的时候 ，我总 爱到阅览室翻阅一些报纸杂志，想从中找一些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题材。?
有一天，在翻阅1988年6月7日《河南日报》的时候，该报右下方一块比豆腐干大不了多少的 短文引起了我的 注意。说的是拐卖女研究生的骗子李敏已经于6月6日在郑州落网。当我做为一名普通读者看完这篇不到300字的文章以后 ，觉得很不过瘾。我甚至有些责怪自己的同行 ，为什么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待得更清楚一些呢?比如说女研究生为什么被 骗?这个小骗子又是何许人也?当时，我只想到我们《光明日报》是知识分子的报纸，应该为女研究生遭受的不幸站出来说几 句话，至少应该把同行没说清楚的事情了解清楚。于是，我向当时的部门负责人李树喜同志表达了这一意愿，他很支持我前去 采访。当时，我心里也没谱，两眼一摸黑 ，到那该找谁去?根据《河南日报》仅有的一点线索，我打了多个电话询问，才知 道小骗子李敏是被郑州市火车站公安局抓获的，现正在那里关押。事不宜迟，我立即到火车站买了张没有对号的车票直赴郑州 。?
尽管我紧赶慢赶，到了那里时，还是没赶上，小骗子已迅速被最终案发地——山东郓城公安 局的同志押解走了。?
我当时思想斗争也很激烈，是否为一个素不相识人继续下工夫追究下去?就地采访一下公 安 局的同志也不是不行 ，况且人家也认真作了介绍。但是，我觉得听介绍是一回事，自己采访又是一回事。于是，我提出派一女同志陪同一块去山东 采访的要求，人家是一点也不感兴趣 。一方面，抽不出人手来陪着我问这问那；另一方面，这种事人家见的多了，比起杀人 的来 ，确实觉得没啥大不了的。?
郑州火车站附近的运青楼旅社，是女研究生被拐卖的发生地，我决定不放过任何线索，去实 地考察一番。到那里以 后，旅社的领导和服务员谈起此事还心有余悸。因为此案的犯罪嫌疑人还没有彻底抓完，他们怕打击报复。况且服务员都是年 纪轻轻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小姑娘， 一提起拐卖人口的坏人就浑身打哆嗦。我让她们不要怕，把自己所看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全 讲 出来，我记下来是为了写文章，是为了让更多的姐妹擦亮眼睛，避免再上坏人的当。就这样 ，我在她们的带领下，亲自 来到女研究生和小骗子当初共同住过的房间，那间房子曾接纳过 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一个是纯真、善良、毫无识别能力的高 级知识分子；一个是邪恶、贪婪 、铤而走险的文盲不法分子。
他们二人后来演绎出的那段难以想象的事，连我这个局外人听了都激愤不已。自己作为女人，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 惨遭不测的是自己的姐妹或女儿，那 该是怎样撕心裂肺、痛不欲生的场景。我站在那间暂时无人敢住的空荡荡的房子里，思 绪万千。我深知，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针对社会的丑恶现象来说，也许根本不是对手，但我手 中有一支笔，只要笔尖流淌 的是心血真情，照样能发挥匕首投枪般的作用。记者，是一个崇 高的职业，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应该是社会良知的代表。遇 到这样典型的事件如果再不写 不揭还更待何时啊，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不再犹豫，就是有再大的困难，也要下定跟踪采访 下去的决心。?
三?
我在郑州火车站纷乱的长途客车站，买了张开往山东郓城的长途汽车票就出发了。省与省之 间，有一段路完全是土 路。沿途绿色的泡桐叶荡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土，路面因为雨后的泥泞 和车轮的碾压更加颠簸。因为修路，来往的车辆要分别 放行，无形中延长了路途的时间，到 达郓城长途汽车站时，天已傍黑。因为有了警惕性，我找到车站派出所，将电话打到了 郓城 县公安局。公安局一位办公室主任见到我，连问了好几遍：“你自己来的?”他在惊诧之余告诉我，贵州省一个妇联主 任来此解救当地一位被拐卖的妇女，走在街上，被几个当地人绑架了，在倒卖她的途中，这位妇联主任谎称自己也是倒卖人口 的贩子，已把“货”带来了并答应共同取“货”才乘机逃脱。?
我一点也不奇怪。一个晚上，花2480元就能买到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而且其优秀程度全国 也找不出多少个： 地区高考的前几名，全国重点大学的研究生班长、响当当的共产党员尚且受到这种非人的折磨，还有什么人不能交由这里的地 下“人口转运站”的呢!??
实际发生的事，比想象的还触目惊心。有一份公开发行的简报，是郓城县公安局发给有关部 门的《关于打击拐卖人 口、解救妇女儿童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上记载着这样的数字：自 1978年至今(1988年)，共有2700余名外 地妇女流入该县。其中14岁以下16名，14-18岁75名 ，18岁以上1900余名。其中未婚妇女占70%，已婚 的占30%。?
这份报告上还有如下记载：?
“....在我县被拐卖的妇女中，有9名因抗拒成婚，不堪受辱而自杀。在大人乡徐庄村、王 井乡王皮村，两名 少女都是在卖身的5天之内自杀的。至今尚未查明死者的身份和地址。” ?
“一位怀孕7个月的外地妇女来菏泽看牡丹花会，被犯罪分子骗卖。因不同意与买主同居 ，而被买主兄弟数人扒光 衣服按在床上，当众让买主强奸。”?
“郭屯镇傅宦屯村傅东良，男30岁，以800元钱买一11岁的幼女(四川人)同宿奸淫半年之久 。”? “由 于拐卖人口的犯罪活动，杀人、伤害、强奸等刑事案件不断发生。杨庄集乡程屯村一男 青年将买来不从逼婚的‘媳妇’连砍 7刀，造成重伤。”?
“被拐卖女方不从逼婚而被转手倒卖的案件也时有发生。湖北省红安县一38岁妇女被拐卖到 郓城后，半年时间被 倒卖8次，每次转卖都抬高价格，由最初的700元抬到1700元。”?
透过这文字上的数据，沿着女研究生一步一个脚印的泣血历程去寻找，我仿佛从《天方夜谭 》中的故事里走进又走 出。?
要揭露一个地方拐卖人口的真实情况并不是件容易事。?
首先，这案子还没有最后了结，报送到有关部门的案卷，人家谁都 怕担责任，委婉谢绝，就是不让看。我从公安局 找到法院，又从法院找到公安局。回答是保 存案卷的同志回家种责任 田去了，信还是不信?纵然再不信也要拿出信的诚恳 ，我告诉他们，你们把我送到村口，我 会找到这位同志的。他们说道路太差，汽车根本走不了。我知道自己要写的是一篇新 闻报道 ，来不得一点虚假，捕风捉影地瞎编是万万来不得的。特别是三个主要当事人，构成了文章 的主线，而人物通讯绝 不可以有任何虚构，因为读者一旦知道有一点不符合实际，就会对整 个通讯持怀疑态度。况且，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涉及 到法律的严肃性问题，每一句话都要 本着对法律和当事人负责的精神去查证核实，而法律文书才是付诸文字的最重要的依据 。?
采访遇到这样的不顺，我能想得通，因为仅凭一个记者证，既没有上级机关的介绍，又没有 一个熟人接应，硬磕硬 撞，当然会有阻力。然而，我并不恢心，因为我毕竟是党报的记者， 不论干什么，也不论处于什么境遇，都应表现出良好的 风范。于是，我找到县公安局局长， 找到负责办案的法院的法官，说了很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心里话。?
我想，既然千里迢迢地来了，就不能一无所获地空手而返。在我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当然更 重要的是离不开上级部 门的支持，当我把电话打到菏泽地区公安局，力陈自己对这一震惊 全 国的拐卖案的看法，当说到动情处，自己的声音都不 由得发颤时，公检法的同志最终被感动 了。后来他们终于对我开了绿灯，包括亲自带我到监狱中，提审2个在押的犯人，这 在我的 报道中都能看的出来。?
采访中有几件事对我触动最大，一个是到买女研究生的农民宫长恩家里去的途中，我站在村 边的黄河大堤上，听村 干部给我指点着公安局干警突袭行动的现场，讲那一夜解救女研究生 的经过，望着这片古老的土地和滚滚东去的黄河水，我 思绪连翩。这里是宋代农民起义 领 袖宋江揭竿擎旗的地方，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的故事代代相传；这里的县志上还记载着清 末民 初，一批有识之士痛感当地百姓的贫困而兴修水利、开办实业的义举；民族解放战争中，这 里是八路军115师驻扎 的抗日根据地，刘邓大军渡黄河的渡口就离这里不远，可以说，反封 建的斗争在这块土地上延续了千百年，但如今，封建主 义的沉疴还像幽灵般在这里徘徊，我 们民族的负载实在是太重了!太重了!!?
另一件事是晚上从监狱中出来，几乎所有监号里的人都起来了，我们说话很轻，不知怎么消 息传得那么快。只见窗 户上从上到下挤满了人头，目送我们走远。当时天很热，男犯只穿着一条短裤，监狱中人满为患，他们那一双双悔恨交加的、 渴望自由的特殊眼神，对我的印象太深了。农民群众的狭隘、愚昧、法制观念的淡薄和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导致了多少不该 发生的悲剧在这里重演，难道这些就不能改变吗??
然而，最使我感到痛心的是看到女研究生被锁在屋中71天的那间一贫如洗的破房子。屋里的 床没有床板，是用高 粱秆当床铺，上面铺了一床旧粗布单子。屋里没有一张桌子，一块破水泥板下面垫上一摞土坯就是一张桌子了，桌子上荡满了 灰尘，没有一件像样的摆设....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来自上海的女研究生怎么可能与一个大字不识的、满脸萎琐的、窝窝囊囊的老农民同床共枕呢? 她当然要拼死相争，但是，她遭到了一群不明真相人的粗暴干 涉，几个身强力壮的汉子揪住她的头发，扒掉她的鞋子，把她 强行摁到床上....。??
“在古老的婚姻中，没有恋爱。法律和习俗把两个互相陌生的男女衣服脱光，让他们的身和 心，同时赤裸裸相见， 并且还要过一辈子那种生活。简直不像是真的，而像一部传奇小说。 在洋大人之国，古时候的儿女婚姻，也多由父母包办， 但程度上却大大的不同，父母即令再 专横，也总会安排一个机缘，或舞会焉，或宴会焉，使年轻男女能够单独交谈。只有中 国不 然……素不相识的男女，被纳入一个笼中，说它有趣则可，说它戏剧化则可，说它惨无人道 亦可也。”柏杨在批判中 国封建的婚姻习俗时用了“惨无人道”四个字。?
采访女研究生被拐卖的过程中，我时而气愤，时而惊诧，时而痛惜，时而无奈.... 好像从来 没有经受过那样 复杂的，起伏跌宕的感情经历。回来以后，恨不得把自己的所见所闻立刻写 出来，告诉大家，否则，一颗心总像在被什么冲 撞着缠绕着……?
四?
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年，我看到著名文学评论家冯立三在一篇评论中这样写道：“《沉重的思 考》有开阔的思考视野 ，它将一种不容于人类的罪行，将农民由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所造 成的愚昧，将一位女研究生因不能在金钱的诱惑下庄重 自处，在危难关头又因虚荣不能进行 有效的斗争而酿成的悲剧，作了全面的、深入的剖析，提供了有关经济、文化、道德、 法制 等诸多方面的启示。这篇跟踪采访而来的作品，很能体现那类被称作深度报道的通讯的特点 ，例如以全方位的视角对 事件进行综合性考察以代替过去习惯的单向性考察，以追求报道深度。例如将道德批判深化为社会批判。法律不允许买卖婚姻 是无条件的，记者在此并无异议 ，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买卖婚姻在一定环境下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对被迫作出这种选择的农 民抱有某种同情。甚至对那位一手导致这场悲剧的女青年犯罪者，在追述其被戕害的经历时 ，也流露出一丝悲悯。而对于造 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历史条件则痛加针砭。我们的记者忠于生 活，忠于实际调查的结果是真正记者的品格……”?
时光如梭，一晃记者生涯中最辉煌的年华已经成为过去。也可能因为那篇报道的原因吧，不 时会有人提及让自己介 绍一些经验、感受或体会。我确实没有系统地总结过什么，我只是从 中悟出这么一个理儿：一个人的运气也好，机遇也好， 总会有些必然的因素在里面。拿我来 说，没有别的优长，只不过像一只心真率性的笨鸟儿，在自由的天空，先飞了那么一回 罢了 。
摘自《光明日报》
http://news.sina.com.cn/society/1999-7-28/2030.html
https://www.gmw.cn/history/2007-12/08/content_9355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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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观察：中国政府在人口拐卖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徐州丰县“八孩母亲”引发舆论关注。时评人长平回顾当年采访报道被拐卖妇女和失踪儿童案件的亲身经历，指出受到中国政府惩罚的往往不是人口贩子，而是揭露人口贩卖的人。
China Chongqing | Box | Vermisste Kinder
2019年中国一家酒厂在盒装白酒包装盒上印制失踪儿童信息
（德国之声中文网）江苏徐州丰县一名精神失常女子生下八个孩子，并被发现用铁链锁在凌乱肮脏的破屋里，引发网络舆论哗然。本地官方分别以县委宣传部和联合调查组的名义发布两则通告，强调当事人杨某侠和董某民合法结婚，不存在拐卖行为。
官方通告带来更多的疑问。根据官方信息，她曾在街头流浪乞讨。被铁链锁住脖子，是因为智障并有暴力倾向。生下八个孩子是因为节育措施失效。在很多网民看来，这名女子显然是遭受非人虐待的性奴和生育工具。她早年为何流浪街头？是什么原因导致她精神失常？在严酷的计划生育政策之下，她如何能够连续诞下八子？以她所处的生育环境和当地重男轻女习俗，有没有孩子夭折和女婴遗弃？
有网民发现1996年失踪的四川女孩李莹与这位“八孩母亲”长相十分相似。据报道，四川当地警方已经与李莹的妈妈取得联系，并对事件展开调查，DNA之前已经采集入库。无论DNA鉴定结果如何，此次事件揭示出来的更多家庭悲剧和女人遭遇让人们痛心疾首。
人口买入地官方从来不会主动确认“存在拐卖行为“
铁链锁人的画面让人们想到电影《盲山》中的情节，以及几年前曾引起舆论关注的重庆市巫山县童养媳案件当事人马泮艳的相同遭遇。其实，暴力拘押和虐待在拐卖妇女案件中司空见惯。1999年，我曾和《南方周末》的同事赴广东信宜山区采访拐卖妇女现象。在那些偏僻的山村家庭，“买媳妇”的比例高达50%以上。我在当时的报道中写道：“在这些人贩子手里，不少姑娘遭到拘禁、强奸和蹂躏，因此到了交易的时候，她们往往迫不及待地跟着买方——未来的‘丈夫’走，甚至怀着感激的心态。”
丰县官方“不存在拐卖行为”的结论遭到质疑，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在任何一个人口买卖的重灾区，谁家买了媳妇人所共知，但是当地官方从来不会主动确认“存在拐卖行为“，而是积极参与和维护人口拐卖网络。只有在受害者家人通过所在地警方找上门来，或者在”解救被拐卖妇女行动月“之类象征性的打击活动中，当地警方才会迫不得已”解救“一下。即便如此，截至1999年的十年间，信宜市警方公布的解救被拐卖妇女人数也多达7000余人。
很多人不理解电影《盲山》的故事中，为什么重庆警方不通过陕西警方直接跑到当地村里执法。其实，这在此类解救行动中相当普遍。假如通过当地警方，大有可能会泄露消息，当事人随即被藏匿起来。外地警方往往先突然袭击救出当事人，然后再找当地警方和政府协助。即便如此，正如《盲山》国际版结局所揭示的那样，解救也未必能够成功。
对受害者家乡的警方来说，这也不是单纯的“执行公务”。拐卖人口在中国属于刑事犯罪。警方侦破刑事案件、解救受害者，应该先向受害者家属收取“解救费”再行动吗？这种荒唐的事情，在中国警方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案件中几乎成为惯例。不仅如此，跟一些私人寻亲公司相比，警方收费更贵，效率更低。
我为什么获得央视晚会的奖励？
2006年，我任职《南都周刊》副总编辑，曾派出记者调查全国失踪儿童。我们发现，中国每年记录在案的失踪儿童数以千计，绝大多数案件警方都不予立案，甚至拒绝提供现成的监控录像。
这样的故事反复上演：失踪儿童家人乃至整个家族悲痛欲绝，倾家荡产寻子多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当年被警方拒绝提供的监控录像，认出孩子被一个熟人带走了。如果当初能够及时看到录像，立即就可以抓到人贩子，解救受害儿童。事后几乎没有任何警察因此受罚。
那篇报道讲述，来自云南、贵州、广东及河南等省的绝望的家长们成立了全国寻子联盟，掌握了上千名失踪儿童信息，但是营救起来仍然困难重重。报道列出了经过记者核实的593位失踪儿童名单。
那篇报道获得了中央电视台当年的“封面报道奖”。我和记者苏岭一道前往央视出席了颁奖晚会。
Chang Ping | 2006 | Veranstaltung der chinesischen Sender CCTV
作者长平（右三）出席央视节目《封面2006》颁奖晚会。
今天看来，那篇报道能够在央视获奖，除了记者的艰苦采访和详尽报道之外，还因为跟国内所有媒体的这类报道一样，重点讲述的是寻子家庭（联盟）和人口贩卖网络的斗争，而不是揭露和追究政府的责任。
人们通常将人口拐卖归因于社会贫困和传统习俗。事实上，如果我们想一想，中国政府的一道命令或者一场运动，可以让自古就有的性工作者一夜消失，可以让子子孙孙梦想“耕者有其田”的中国农民乖乖交出土地，可以让“百善孝为先”的中国社会父子反目、互相揭发，可以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文化中实行严酷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有什么社会贫困和传统习俗可以阻挡他们？
那么为什么官方放任拐卖妇女儿童呢？答案是：将女人商品化和工具化，漠视妇女儿童的基本人权，是父权专制社会的内在本质。
受到惩罚的不是人口贩子，而是揭露人口贩卖的人
这几天网络流传法学教授罗翔的一段授课视频。罗翔教授指出，根据中国法律，非法购买一只鹦鹉，最高判刑五年；非法购买一个或者一打(12个，意思是众多)女人，最高判刑三年，相当于非法购买20只癞蛤蟆的最高刑期。因此，中国女人的价值不如鹦鹉，仅仅与癞蛤蟆相当。
现实更加残酷：众所周知，绝大多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买家，是不会被追责的。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口贩子，也没有被追责。电影《盲山》里的人口贩子没有被追责，因为他们是受害者的陌生人而且设计逃跑了。有关数据显示，有相当部分人口拐卖发生在熟人之间。当年我采访的所有受害妇女，都知道拐卖她们的人是谁。有一位受害者被她舅妈骗走卖掉。成交之后，舅妈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我已经把你卖了。”这些犯罪分子之所以如此嚣张，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会受到惩罚。
受到惩罚的往往的是揭露人口拐卖罪犯的人。比如电影《盲山》未被允许公映，投拍者血本无归。在丰县官方宣称“不存在拐卖行为“之后，就再也不允许人们谈论”拐卖“二字。据一位来自丰县的微博用户称，本地人只要在社交媒体上提到这两个字，就会接到警方的电话，而且警方以知道父母和工作机构信息相威胁。
重庆市巫山县童养媳案件当事人马泮艳讲述自己和母亲凄惨人生的文字，也被不能在她的微博账号（“巫山六月雪“）发表出来，只能以图片形式传播。她说：
“徐州八个孩子妈妈的事，有人问为什么没人报警？为什么没人管？还以为是地方政府不知道呢！我12岁被大伯和村里人卖掉后，也经历过被拴铁链锁屋里，我把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不是没人报警，当地政府派出所都是知道的，他们就是不管！我当年那么求政府派出所管我了吗？没有！”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