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来，中国新疆地区居住着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族穆斯林。人权组织称，当中有数十万人在没有经过审讯的情况下被关押在营地里，但中国方面说，他们是自愿进入这些对抗“极端主义”的“再教育营”。BBC走进其中一处，看看营内的景象。
我以前也曾经去过这些营地。
但是之前几次到访，我最多能够在行走的车上，经过时看几眼那些铁丝网和看守塔，便衣警员会跟着我们，阻止我们进一步靠近。
这一次，我被邀请进去看看。
接受邀请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被带进一些看起来是被仔细修整过的地方——卫星图片显示，很多安保设施在最近被移除了。
我们在里面一对一地对一些人进行访问，有一些看得出来比较紧张，他们向我们述说着相似的故事。
他们都是维吾尔人——新疆最大的民族，以穆斯林为主。他们说，自己受到了“极端主义的感染”，自愿来到这里接受“思想转化”。
这是那些被选出来接受我们采访的人口中所说出来的中国叙事，而对他们来说，任何交叉询问都可能带来切实的风险。
假如他们说漏嘴透露了什么，会有什么后果？我们如何安全地分辨出哪些是宣传，哪些是现实？
极端化与重生
像这样的新闻报道困境，已经有过很多先例。
2004年在伊拉克由美国运营的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就在虐囚丑闻之下有过精心经营的媒体参观团。记者被挡在远离囚徒的地方，有些人向外挥舞他们的义肢，渴望有人听他们说话。
另一个例子则是澳大利亚的海外移民羁留中心，媒体罕有地得到了有限度的参访。
在20世纪30和40年代，德国也组织参观桑博格（Sonnenburg）和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集中营的媒体团，有意显示他们有多么“人道”。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记者是一个对全球有重要意义的故事的见证者，但却被迫在非常有限和高度受制的信息通道下，对那些受影响最深的人进行报道。
不过，在新疆，有一点重大的不同。当局让记者进入，不仅是为了显示设施里的条件良好，他们还想证明，这里不是监狱。
显示给我们的是在明亮的教室里，一群成年人一排排整齐地坐在学校课桌前，一边齐唱着歌，一边学中文。
有些人穿着传统民族服装，给我们表演了精心编排的音乐和舞蹈，在他们的课桌周围旋转舞动，脸上挂着一动不动的笑容。
而比较明确的是，那些陪同我们一起的中国官员是全心全意地相信这些展示给我们的叙事，有些人看着看着，还几乎感动至落泪。
我们被鼓励相信，这些人是得到了重生。他们曾经有危险的激进思想，对中国政府充满仇恨，现在他们被安全地拉回了改造的正轨，而这都是归功于来自同一个政府及时、善意的干预。
当中传达的讯息是，西方或许能从中学到很多。
回顾再教育政策开始的日子时，一名高级官员坚定地看着我的眼睛。
“新疆已经32个月没有发生一次恐怖袭击了，”他说，“这是我们爱国的职责。”
“我心碎欲裂”
不过，接受邀请到访的我们，职责则是试图一窥官方传达的信息之下藏着什么，并且尽可能地将它放在审视的眼光下。
我们拍下了一些用维吾尔语写的涂鸦，之后我们翻译过来。
“我心碎欲裂，”有一句这样写道。还有一句是中文：“一步步来。”
在对官员的详细访问中，有一些回答透露了很多这个系统的属性。
他们说，营内的人是“走在犯罪边缘的人”。他们被视为威胁，不是因为他们已经犯罪，而是他们有可能会去犯罪。
他们还承认，一旦被认定为有极端主义倾向，他们能够自己选择——但是选项并不多。
他们可以在“司法听证和去极端化学习班之间”进行选择。
我们被告知，“大多数人会选择学习”。想想他们得到公平审讯的机率，这并不难理解。
而我们从其他信息渠道得知，极端主义的定义现在非常广泛——例如，留很长的胡子，或者仅仅是与海外的亲友联系等等。
我们看到在这些“极端主义者”就寑的宿舍里，一个房间住多达10人，睡铁床，房间一端有一个卫生间，仅用一块薄布遮挡。
然后，一些审慎的提问揭露出很多。这不在于他们能说什么，而在于他们不能说什么。
我问一名已经在里面住了八个月的男子，他在这段时间里看到过多少人“毕业”。
他顿了一下，然后回答说：“这个我不清楚。”
这里被认为关押着超过100万人，关押是基于他们的种族和宗教信仰。而这名男子只是这个巨大的集体拘留系统里的一个声音。
尽管它微弱，近乎沉默，但是我们应该仔细听听，这样的声音可能正在向我们叙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