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5歲的李柱銘，攝於香港金鐘的大律師事務所。
李柱铭就像中世纪末的最后骑士，手持两纸合约──《中英联合声明》是盾，《基本法》是剑──坚持以荣誉、诚信与道德的游戏规则，要求北京恪守承诺。他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民主党创党主席和资深大律师，投身香港民主运动至今35年，即使众人宣称一国两制已死，但李柱铭依旧深信“一国两制”是此刻香港的唯一解答，这是一辈子守护城邦利益的最后资产。这位香港民主之父能见到他信念被落实吗？
注：此篇报导为作者林怡廷与《报导者》特约合作，作者个人以《无声之战》系列报导获得普立兹中心支持赞助。This series was supported by the Pulitzer Center.
任谁占领习惯于自由生活的城邦却不加以摧毁，早晚会被那个城邦给摧毁，因为那样的城邦总是会以自由的精神和传统的制度为名揭竿起义，时间的推移或利益的赏赐都无法消除他们的集体记忆。──马基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君主论》
2000年初的某一天，李柱铭接到一通来自白宫的电话。
电话那头柯林顿（Bill Clinton）的幕僚表明，总统看到他在香港《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投书，支持美国给中国WTO会员和“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前身是永久最惠国待遇）。投书里，李柱铭主张西方应让中国加入世界体系， 并表示愿意帮柯林顿游说强势反对的众议院，当时主导的是现任众议院民主党议长裴洛西（Nancy Pelosi），也是李柱铭的好友。
李柱铭随后在5月的白宫游说之行相当顺利。他对坚持每年审查以确保中国人权情况的裴洛西说，拒中国于千里之外不能解决问题，促使中国进步最好的方式，是以贸易协定的经济诱因，鼓励中国遵守国际协议，进而尊重法治和人权。
隔天他见到柯林顿说出一样理由，但也特别对这位后来被揭露与北京关系密切的熊猫派总统耳提面命──美国务必要严格监督中国如实遵守每个条款，因为这 个法案会让他得到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其一是他的努力让中国学会尊重法治和人权；或者是他的努力延长了一个独裁政权（Prolonging the reign of tyrants）。
原本估计差距在伯仲间的表决，参众议院最后都以压倒性赞成通过。这个攸关重大的《2000年美中关系法》（The U.S.–China Relations Act of 2000）规定，一旦中国加入WTO，美国将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这场美国国会近代最激烈的斗争，总结了1990年代整整10年对中政策的辩论。主 张交往的熊猫派获胜，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美国政府的政策转向，经贸关系成了美中关系主轴。
电话中李柱铭说起这个突至心灵的陈年往事，颇具现世意义。3月初COVID-19疫情在欧美大爆发，国际社会惊觉世界卫生组织（WHO）似已被中国 牢牢掌控而让疫情失控，西方世界仿佛在承受当年放任中国的后果。同时中国凌厉的战狼式大外宣，极力将病毒根源导到美国，并趁各国自顾不暇之际，迫不及待对 香港出手。
418大抓捕后，#MartinLee 在西方再次引发关注
金鐘政府總部旁的解放軍大樓，是中國在港力量的象徵。近年北京不斷透過對《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新解，對香港及國際社會展現全面管治權威。（攝影／林怡廷）
418的周六清晨，香港警方突袭抓捕15位温和民主派人士，在此前一周，预告DQ议员、香港司法危机、23条进逼、22条新释法、更换港府官员⋯⋯北京即将摊牌的预告一次出笼。
恐怕是最无害、但象征意义大于实质的418大抓捕，其中以香港民主派大佬李柱铭名列其中最受瞩目。
这位德高望重、即将满82岁的资深大律师，曾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民主党创党主席和23年的立法会议员。47岁投身香港民主运动至今，李柱铭 替许多民运人士辩护过，但没受过牢狱之苦无法成为曼德拉式的道德象征──这次抓捕仿佛为这位香港民主之父补上实至名归的最后拼图，今日他不再感到罪恶，因 终能和年轻人同行民主路而欣慰。
418让李柱铭回到过往驰骋的国际战线。我和他秘书约定好越洋采访的那天，他只睡3小时，6点起来一路接受各国媒体轮番轰炸。相较于 Facebook的安静，Twitter上充斥着“#MartinLee”的各种受访影片、报导，西方政要或人权工作者纷纷贴出与他的合照，他在英文世界 的重要性和关注度远胜于中文世界。
30分钟的电话中，李柱铭熟练地重复相似答案，但我其实想知道更深、更隐蔽，与时代相连的个人及城邦命运，只是估计电话采访不容易做到，一开始就放弃。采访结束后一小时，他突然打来，为自己先前精神不济的受访品质致歉，并主动要求另一个采访。
“我太累了，需要休息一下。但周末我有时间，我们可以有一个完整的访谈，我可以回答任何妳想问的问题。”李柱铭很久没有在前线打仗，他渴望再次为香 港贡献──几年前他已将国际战线交棒给黄之锋、罗冠聪等年轻人，他们很快衔接起李柱铭在西方政界的丰厚人脉，穿梭在欧美国会、国际研讨会及国际媒体，青出 于蓝胜于蓝──这种世代绵延没有断裂的传承，在台港民主运动的长河中特别清晰。
“就算看到了不乐见的结果，但我还是想试试看”
在香港及国际震惊于李柱铭被捕、揣测北京背后更大意图之际，川普撤出WHO经费正再度引爆西方长达几十年的辩论：对中国究竟该介入或脱钩？
唯独和2000年不同的是，西方自由派的介入论已非上风──透过交往改变中国的幻想已确定破灭。2018年，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在一次演讲中便已检讨，当年苏联垮台，美国乐观地以为只要敞开大门，将中国纳入WTO，中国必然走向民主，但希望落空。
“您会后悔吗？”李柱铭在这过程扮演了角色。因为没有利益冲突问题（1989年后他就被中国拒绝入境），他在2000年替柯林顿游说国会的任务起到关键作用，那个举重若轻但不为人知的细节，让我沉默半晌后才提问。
“当时我认为中国需要被鼓励，应该给他们机会学习，我也对柯林顿总统做出警告。不幸的是，后来美国没有严格监督中国，他们觉得让中国有钱了，中产阶 级发展起来，中国就能民主了，”李柱铭话锋一转，“其实那时即使Nancy赢了，中国也只是晚几年进WTO。就算看到令我害怕的结果，但我还是希望试试 看。”而他内心更深的盼望是，当中国学会遵守国际协议，也会遵守《中英联合声明》。
年轻时当过中学老师的李柱铭，循循善诱的性格让他对人性总抱有天真的善意。
但当年全世界都垂涎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轻易地接受北京的宣传──2008年北京奥运的开幕会场上，以排字的“和”向世人宣称中国“和平崛起”，却对国内人权打压从没放松反而变本加厉，20年来西方民主国家为了和中国做生意，选择睁只眼闭只眼。
“北京老说我是叛国者，但我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香港利益，永远是为了香港利益，所以我帮中国说话，”他反问，“妳说，这是叛国吗？”
“我不是民主回归派，我是没有选择，接受了一国两制”
李柱铭认为自己不是叛国者，回看1997年香港移交的七一当天，这位意气风发的最大反对党领袖的回归宣言，一定会觉得是出自爱国者。
“民主党一直支持香港民主回归祖国，我们深信，民主对香港，对中国同样重要⋯⋯一国两制是一个伟大的构思。一国两制的成功 需要中国领导人与香港人互相和建立一个民主的制度⋯⋯我们深信终有一天，香港会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一国两制，实现真正的高度自治，中国亦一定会成 为伟大的国家，人民权利得享法律切实的保障！” ——李柱铭，《七一宣言：香港回归，不单是土地的回归》，1997.7.01
418大抓捕意味着民主回归终究是30年的南柯一梦。除了外界震撼于首次被捕的李柱铭，同在名单的李卓人、长毛（梁国雄）等人，都是被香港年轻人认 定老一辈的“民主回归派”及“大中华胶”。去年（2019）整整半年香港街头巷战的壮烈牺牲，抗争者的血是为了此城手足而流，而非北方的大陆同胞。
但李柱铭不认为自己是“民主回归派”。“我不是赞成民主回归，我是没有选择，接受了一国两制，”他一再强调。
和被尊称为“华叔”的已逝支联会主席司徒华，以及饱读中国文学诗词、景仰中国民运人士，寄望中国民主更甚于香港的长毛相比，李柱铭的“中国性”（Chineseness）其实颇为淡薄。他的风范更接近英国的保守中产阶级仕绅，而非中国文人士大夫。
他从不是严厉批判英国的解殖主义者，甚至1980年代中英谈判时，香港人无份参与，李柱铭和同伴写长信提议，北京以主权换治权，香港回归后继续把港岛、九龙、新界租给英国经营，确保不会有制度衔接问题而永保繁荣。
但邓小平不接受，提出了“一国两制”，强调中国不会干预香港事务。当时中共也努力在香港的大学学生会做统战工作，开始有人主张香港回归但要有民主。而后港大学生会写信给赵紫阳得到明确回应，民主和一国两制得以结合，民主回归派的论述找到了正当性。
“这是很小的历史细节却很重要，”李柱铭坚持要仔细还原当年舆论变化的时序，因为真实才能让历史被公正的评价。
“当时我认为北京不介入是一国两制的底线，后来赵紫阳也答应了民主，那么可能行得通。我没有选择，但我能做的就是确保这个制度可行。”当他知道香港 势必得回归，邓小平将香港视为最终收回台湾的“一国两制”模范，当时47岁的他，决定以法律专长投身《基本法》的制定，将《中英联合声明》转化成实际的法 律，是他能为香港人贡献的方式。
“中国香港人”的生命历程：是爱国者也是叛国者
雨傘運動的旺角佔領區。 2014年，香港公民社會因不滿一延再延的雙普選承諾發動「佔領中環」，意外引發長達79天的雨傘運動，成了中港關係難以回頭的關鍵。（攝影／林怡廷）
对李柱铭来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和一辈子争取香港人利益没有违背，也很自然，他不喜欢现在年轻人的香港认同和中国认同互斥。但即使身分认同是中国人，因追求民主成了北京眼中的叛国者，是李柱铭等自认是“中国香港人”的民主派，在中英帝国夹缝中的宿命。
“Martin”是香港人和国际社会对李柱铭的昵称，说明了他的中英文化混血背景。而他的生命历程和抉择，也是在多重战乱的大时代背景下，那代香港人的共同命运。
1938年生于广东惠州，李柱铭童年时历经日本占领香港、二战、国共内战。身为国民党将军的父亲李彦和追随蒋介石抗日时，母亲则带着4个孩子四处逃 难。1949年蒋介石战败，当时被蒋聘为监察委员的李彦和没一起撤台，但这位曾与周恩来同在法国里昂留学的民初儒将，也拒绝留在中国。他选择举家逃到香 港，但他们夫妇也准备好，一旦共产党打来香港就跳海自杀，让孩子留下。
只是搬到香港后还是四处漂泊，李柱铭记得小时候总不停搬家，算算可能有10次之多。“当时班上同学都准备到台湾，我问父亲为什么不能一起？他说我还小，等我长大时再说。后来我问他为何我们要一直搬家？他还是说等我长大了再说。”
成年后，父亲才告诉他，当年服务于中华民国政府，却无法认同贪腐的国民党而决定不来台湾。但李彦和也认为破坏中国传统伦理“家庭观”的共产党不可 信，孩子应能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得到较好的教育和自由。而中共建政后，周恩来成了第二把交椅，这位昔日同窗不断派密使来港劝说回京共商国事，李彦和被发现 一次就搬一次家。
回忆起童年特别滔滔不绝，普通话不流利的他，英语和粤语才是真正的母语；不过其实他10岁到港时只会讲4个英文单字：boy、girl、dog、 cat。1956年他考上香港大学英国文学系，1960年毕业当中学教师，因喜欢辩论，1963年到伦敦攻读法律。李柱铭在英国只有3年，但英国文学系的 薰陶下，让他用词富有西方知识分子的文雅，是英殖时期香港菁英的代表。
1966年他回港当执业律师时，隔年就遇到六七暴动，正是香港“狮子山精神”蓬勃年代前的重大转折。
不想回到共党统治，九七大限促使民主种子萌芽
香港并非天生信仰自由的城邦。大英帝国在二战前后的解殖浪潮下崩解前，在远东殖民地遭遇到印度、缅甸、马来亚等在地民族的激烈反抗。心态还是难民社会的香港反而是最稳定、最去政治化的自由港。
1950、60年代因国共内战或文革逃来香港的中国难民，在这个暂时栖身之地努力赚钱，目的地是自由而富裕的美国。当时香港只是“借来的空间、借来的时间”，英国以次等公民以待，但人们也没想要当家作主。
1960年代后期难民开始以香港为家，自称是香港人第一代。1967年香港地下党受到文革、反殖思潮影响，在中共指使下策划街头暴动时，某种程度释放了香港社会长期对港英政府治理问题的不满，却也让港人对共产党更加反感。
六七暴动后大英帝国意识到，管理远东殖民地最有效率的低成本方式，不是派军队镇压，而是赢得当地人心；帝国只需自由港赚进的大把贸易财，而非种族同 化。因此即便港英政府官员还是英国人，大量启用本地贤达作为谘询委员，推动公共改革、廉政肃贪。末代港督彭定康积极引进民主到香港。
李柱铭一从英国回港就遇到六七暴动，当时情势纷乱，他一度考虑带着父母妻子搬到台湾，因积蓄不够而作罢。这是他生命二度与台湾错身。当时台湾还笼罩在白色恐怖的压抑下，香港却迎来“狮子山精神”的1970、80年代。
“当时香港人都很开心，只要肯努力到处都有机会，很容易成功，”李柱铭回忆起当年，语调都明亮了起来。
和出身底层左派家庭、少年感到苦闷压抑，社运同伴被港英警察痛打至重伤的长毛不同，李柱铭的生命经验让他对英国无太大不满，如同多数香港人当年模糊的政治意识，直到1980年代开始面对主权移交问题，香港人不想回到共产党统治，民主的种子才在心中萌芽。
被民主体制的帝国统治时，港人只想赚钱不关心政治；而移交中国后，狮子山的精神，也从商业主义渐渐有了争取民主公义的内涵。
在中港友好的黄金年代，他参与起草《基本法》
1980年代是中港關係的黃金期，擔任基本法起草委員的李柱銘難忘當年中國官方的開明，他認為北京若願意信任香港人，遵守承諾真正落實一國兩制，一切都會不同。（攝影／林怡廷）
1980年代的中英谈判，是这个自由港1841年开埠以来，最有筹码的时候。无前例也成绝响。
1980年李柱铭当上了大律师公会主席，1982年中英开始谈判，人心惶惶港币急跌，当时身边的律师朋友都随身有一张机票和两本护照──除了香港护 照，还有一本多明尼加共和国护照，之后再转到加拿大或美国。他曾考虑去加州执业，但思考良久后发现自己不想离开香港。他感到此时的香港需要他的专业，所以 决定留下。
为了留给港人感念的帝国风采，英国临去前给了香港选举。而中国需要香港这个门户进入世界体系，为了安抚港人的恐惧，挽救财团、外资的信心，邓小平答应一国两制、50年不变、港人治港，承诺回归10年后，香港就有特首和立法会的双普选。
“当时中国一直说服我们，回归后只有两件事会改变：一个是旗子，第二个是特首(governor)。”李柱铭回想这套宣传话术，不但说服了港人，连伦敦和国际社会也都相信：中国正在进步，一国两制是人类政治体制的伟大实验。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出来后，邓小平的承诺入约，港人松一口气，接着进入《基本法》草拟阶段。1985年李柱铭被邀请进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 了香港特区政府体制创建的参与者之一。同年，英国给了香港立法局首次间接选举，李柱铭决定从政，选上法律功能组别的立法局议员。
李柱铭对当年中港友好的“黄金年代”无限怀念，那是1985到1989天安门事件之前，短暂的4年，却决定了香港回归之后的命运。
尘封40年的历史细节源源不绝涌现。他记得第一次起草委员到北京开会前的晚宴，已故的中国法学家吴建璠对他说，“我知道《中英联合声明》在香港很受欢迎。让我们一起工作，如果《基本法》完成了却没像《中英联合声明》一样被香港人接受，那是我们没尽到职责。”
当时的起草委员会共59位委员，23位香港代表里，除了4位法律专业人士之外，还有知名的金庸、司徒华、李嘉诚等，其他多是争相要和北京建立关系的 富豪。而另外36席中国代表，不乏是从德国、俄罗斯、英国、法国等学成归国的顶尖法律人才。李柱铭印象很深，除了搭挡司徒华外，他常和其他想讨好北京的香 港代表意见相左，而开会时反对他的中国代表，却曾私下请他继续坚持不要放弃。
他的回忆中，这些中国代表渴望理解普通法与大陆法的差异，会帮普通话不流利只能以粤语交错的李柱铭翻译。他们甚至会传授和中央谈判之道，让李柱铭了解大陆思维是什么。
1982年中英开始谈判时，最初触及的就是法律系统问题，香港用的普通法（Common Law）和中国用的大陆法（Civil Law）不同。由于邓小平的原则已定，草拟基本法时中国官员对香港维持普通法体系没有异议，当时北京或《新华社》（现中联办前身）的官员、学者，常来跟他 请益。
1970到1980年代主管港澳移交及中英谈判的主要代表人、1990年代的港澳办主任及起草委员会秘书鲁平也很尊重他的意见，攻防过程很多交锋但他还是能找到突破空间。甚至，李柱铭还成功说服本应从伦敦搬到北京的终审法院，直接搬到香港。
当时，开会期间的晚宴总是有茅台，《新华社》社长周南老跟不爱饮酒的他劝酒，鲁平会要他坐在旁边间接帮忙挡酒。李柱铭以直言不讳的公开批评著称，一 次讲到“挂羊头卖狗肉”，鲁平很不高兴，口气很好的用英文跟李柱铭说，“你可以批评我们，但可否请你用温和的语言？”李柱铭道歉修正，之后双方沟通也很顺 畅。
由于需要香港人对回归有信心，中方很尊重也欣赏这个杰出的谈判者。一心捍卫香港利益的李柱铭也享受当中港桥梁，担任起草委员的4年都忙着谈判，无暇接案赚钱。原本2、3个月就可以立好的《基本法》，来来回回花了5年3个版本，足见当时北京的诚意。
“我从没看过哪一个国家的宪法起草过程如此开放，人民能参与其中，”李柱铭对当年中国官方的开明念念不忘。
六四之后，关系变质
当年北京对港的态度，和今日对台有惊人的既视感。
2018年初中国启动的惠台措施琳琅满目，2019年元旦隔日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演讲中，正式邀请台湾各政党和人民团体一起协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促统人士在去年香港送中运动后，一国两制成了票房毒药后的说帖是：“中华民国是国家，香港是特区，当然台港的两制条件会不同，一切都可谈。”
那个彼此可以理性辩论、互相说服的过程，直到1989年六四后骤然而止。邓小平下令血洗天安门让香港及国际社会为之震动，李柱铭和司徒华严厉批判北京，共同退出起草委员会。他从搭桥者被定性为叛国者，再也不能入境中国。
其实中港关系变质非一朝一夕。1989年后，一直到胡温时期北京还是会派密使找每个民主派议员交流传话。2004年左右，时任特首曾荫权要推动政 改，在一次带全体议员去中国的2天访问，为了争取民主党的支持，北京破例让他入境，但之后再也没有。2013年习近平上台后是另一个时代，短短7年，中港 关系几乎是失速坠落。
捍卫一国两制的最后一役
因不满一延再延的双普选，和北京提出的政改方案，2013年由“占中三子”发起的“占领中环”运动，希望透过审议式商讨出民间版的政改方案，更酝酿出2014年9月的雨伞运动。
深受台湾太阳花运动影响，长达79天的雨伞运动，最终以清场收场，但北京与香港民间的裂痕更深、张力更大。街头抗争和中港矛盾愈见激烈，本土派崛 起，随后港府用扩张法律解释的方式，DQ（disqualify，取消资格）主张港独及民主自决的议员候选人及议员，北京则一再透过《中英联合声明》及 《基本法》的新解，对香港及对国际社会展现绝对权威。
2014年6月，中共国务院发表逾2万字的一国两制白皮书，正式宣告中央对港拥有“全面管治权”。2017年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前夕，外交部发言 人宣称《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对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管理也不具备任何约束力，而英方对回归后的香港无主权、无治 权、无监督权。
2019年6月《送中条例》争议刚起时，各种官方党媒都明确定调：《中英联合声明》的过时无效论。
但更出乎众人意料的是关于《基本法》第22条的新解释。
让他安心的第22条，突遭两办新释法
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香港年輕人轟轟烈烈的為「時代革命」付出代價，其中以11月17日理工大學包圍戰最為激烈，隨之的區議會選舉民主派以8成選票大勝，也讓北京決心儘速推動第23條立法。（攝影／林怡廷）
李柱铭被捕的418当晚，两办（港澳办和中联办）对《基本法》第22条提出新释法。这个确保香港属于“两制”的重要条文，明定中央政府各部门等不得干预香港事务，但两办宣称它们不属于中央政府各部门，因此对香港事务有监督权，全港哗然。
当年的起草委员会是否曾讨论过第22条的“两制”定义？
“完全没有，从没有讨论过，”和起草时就有争议、来回攻防30年的第23条相比，李柱铭想都没想到第22条竟可以成为现在中港争论的重点。相反的，当时是第22条让他放下心中大石──这个条文为两制做出明确定义，是一国两制原则的基石。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主张，《基本法》已在全国人大通过，等于是将《中英联合声明》的国际条约转为国内法，因此违背《基本法》等于违宪。
李柱铭一边仔细地解释法条，电话那头传来翻书的声音，讲到法律就停不下来。他急切地要把听者带入他的逻辑，就像律师在法院攻防那样，必须要讲完一整套论点及法律细节。他很享受智识上的辩论，但显然现在的中共没有兴趣和耐性。
在讲求制度的民主法治世界，骑士手上的武具和精湛的技艺，足以在追求荣誉的比武中赢得胜利。当年李柱铭和英国人打交道时，用的是法治与价值，讲求的是专业、节制和体面。
但他和香港民主派面对的，是当年几乎被蒋介石剿灭，几千里长征到延安的黄土高原窑洞中，靠着周旋于共产国际、苏联、西方社会的灵活统一战线术存活下 来，最终再打败国民党的强韧政党，更别说现在是最大、最富有、最高科技的专制强权──对不讲求体面的竞技者而言，当众撕毁两纸合约并非难事。
就法论法，坚持“两制”是香港的保护伞
事实上，北京重复的强硬修辞不是新鲜事，这个制度确实是在崩溃的过程，北京每一次进逼，都让崩溃加速。
而见识过这股力量的残暴、终其一生都在躲避共产党的李彦和，在1989年初去世前不久还对儿子提醒：“与共产党打交道要谨慎。当他们想利用你时，可以给你一切，如果你失去了利用价值，他们不但抛弃你，还会从你身上踩过去。”
只是即使国际社会震惊于418大抓捕名单中有李柱铭，让众人更笃定“一国两制已死”，李柱铭依旧坚持，香港还未一国一制。
“就像我们到了内地也要遵守中国宪法一样。有人在香港杀人是不会有死刑，但在中国会有。香港交通法规定是右驾，中国是左驾，这个就是不同法的证明。即使大陆也不会说『一国一制』，因为香港和广州还是很不一样，不管是法律制度还是选举。”
他深信“一国两制”是现下香港唯一的保护伞，而这是写进《中英联合声明》的国际协议和《基本法》里，具有法律效益。李柱铭认为香港还有筹码，他现在的策略就是到处发声，要求国际社会施压北京守诺，不轻易把话说死是长者的智慧。“我不会放弃，我不会觉得没有退路。”
但年轻人却似乎不能理解李柱铭。
各人的时代，各人的革命
这几年高涨的本土意识，让一些本土派指责当年李柱铭为首的“泛民”──民主回归一国两制派，实际上是把香港带往西藏的命运。他难忘2014年雨伞运动爆发后的第三天，一个19岁女孩哭着跑来问他，当时为什么接受一国两制？
“我当时反问，妳的意思是我们应该要独立吗？当时如果要独立就得革命，但英国不会支持，中国只会更早派军队接管，国际社会谁帮你，这样会比较好 吗？”女孩没说话。他接着对女孩说，当时如果不接受一国两制，除了离开没有更好的选择。如果你们要革命，可以自己做，不要怪我们，但你也知道有什么代价。
而2019年，香港就爆发了时代革命，香港年轻人轰轰烈烈付出代价。
李柱铭认为北京一再打破承诺，所以他可理解年轻人的暴力抗争，但他不赞成，因为没有效。这位就事论事、优秀的法律人，似乎一辈子都未能参透政治──无数次徒劳的抵抗，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意志可以升华一个群体。共同体的苦难会被世代传颂，民主之火得以生生不熄。
李柱铭可以在1998年率领民主党以4成得票率成为立法会最大党，来实践“We Shall Return”的诺言，但如今年轻这辈从梁天琦、黄之锋、周庭到选进立法会的8位议员，却被轻易剥夺参政权，他们表达空间急速被压缩，能量势必在街头宣泄。
2019年11月16日，长达半年的反送中运动尾声、最壮烈的理大包围战，10万港人涌入理大外围，他们蔓延在旺角、尖沙嘴、佐敦，九龙的主干道被 彻底破坏，路面布满着砖头，火魔法不时出现，现场是个巨大的奇幻结界。站上前线的人其实都非常害怕，有的中学生甚至会发抖，运动者只能靠不断回想元朗白衣 人、太子站、爆眼的救助员、坠海坠楼的男孩女孩们来支撑下去。
义愤是勇气的薪柴，点燃后才能让恐惧烧成灰烬。这些年香港社会的巨变，让李柱铭不只一次自问，当年还有别的选择吗？
“香港人如果相信共产党，今天也不会在这里。当年支持一国两制，我是不后悔的，因为我们没有选择，”李柱铭说。回头看，如果没有《中英联合声明》，九七大限到了，香港也就赤条条地回归了。
虽然总是穿梭殿堂备受尊崇，这个命运之人曾有机会离开，却选择留下。而和许多老一辈泛民不同，他对年轻人关于前途自决的讨论态度开放。
“我不赞成独立，但前途自决为何不能讨论？这是言论自由。年轻人有自己想法，也可能犯错，但我们也会，”李柱铭强调，“我支持和平抗争不支持暴力， 但6月时若不是年轻人以小程度的武力（small degree of force）抗争施压，送中条例早就过了，最后也成功撤回，所以我们很感激也不割席。而且他们也赢得全世界人的心，只有历史能证明对错，重点是他们能独立 思考，我永远为年轻人辩护。”
最终这个小岛的几百万人，半个世纪后还是没有摆脱宿命──让共产党统治，但每个时代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分工、局限和创造性。
即便早已看见深渊
党和领导人高于法治，是中国式民主的特色。于是即便为了香港一国两制，中国宪法创造了特区政府的法源，但法治是抽象概念，仰赖观念的约束和权力的自我克制才得以维护，香港的处境在权力逻辑的母国显得特别脆弱。
这个脆弱，正展现在北京近日频繁铺陈，将重启第23条国安法立法的动作上。
新任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近日强调香港是“国家安全的风险口”，显示北京已不愿等待，铁了心要推动23条立法。因疫情全世界围堵中国的态势浮现，北京绝不能让香港成为颠覆政权的基地。
相形之下，李柱铭在2019年12月的媒体投书显得天真。长达半年的反送中抗争已让北京与香港社会几乎没有转圜，他还是想说服北京，极左手段解决不了问题，何不尝试信任港人，真正落实一国两制。
但一向着重政治权术的共产党，恐怕比这位不合格的从政者还更看得清楚现实。熟悉马基维利理论的当权者肯定知道，自由城邦必须加以摧毁，否则他们就会被摧毁，而他们已经晚了23年。
也因此这个设计来统一台湾的实验，在418过后，香港退无可退的凶险时刻，牵动台湾命运不言而喻。
“香港是作为统一台湾的示范，北京这样对我们（418大抓捕），代表他们认为一国两制已经失败。所以对台湾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什么都不做，一个是战争。”温和的李柱铭罕见发出尖锐的警告，但他依旧留有余地。
“如果让香港回到邓小平的承诺，一切就会不同。香港、台湾、国际社会都会很高兴，转念不难，这一念取决于北京。”
李柱铭至今都相信只要北京愿意放手不干预，给香港该有的普选，一切都可以很好。只是这一切美好的想望可以成真吗？
长毛以共产党惯用的“敌我矛盾”分析，他认为，期望北京转变心态几乎是缘木求鱼，零和游戏才是北京最大利益，他对香港前途非常悲观。长毛依旧深信“民主回归论”──台港命运都不可能和中国脱钩，只要中国不结束一党专政，台湾不可能维持现状，而香港不可能有真正的一国两制。
但李柱铭却不这么认为。“这是写在《基本法》的承诺，为什么香港要等待中国民主才能民主？”他说，“当然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自私，我也希望中国能有民主，这是生而为人都该要有的权利，但我不会强迫北京给内地民主。只是共产党应该要有自信，结束一党专政对大家都是好的。”
城邦的最后骑士李柱铭，守备范围就是700万人的“我城”。这个舞台在国际、不在内地的城邦人，坚持《基本法》是任何生活在此的自由民都应遵守的律法。他认为“一国两制”至少能再保护香港27年，这个城墙正在被破坏，没必要再自己否定它。
李柱铭的想望更接近一种意志，他似乎从没对人性绝望过，即便早已看见深渊，还是想给彼此一个机会，哪怕再微弱，都要极力在阴影中寻找光明。
作者简介
林怡廷以“无声之战（The Silent War）”报导计划获选为普立兹中心普赛芬妮．米尔奖学金 （Pulitzer Center Persephone Miel fellowship）2019～2020年度奖助记者。主跑台湾地方政治、两岸、东南亚，长期关注中国因素下，台湾香港与东南亚的政经局势及地缘政治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