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就是TMD的活该

时间：2019-02-19 来源：爱思想作者：厉声条评论

原题：近现代以来影响新疆民族意识发展的负面因素

我想讲讲近现代以来影响新疆民族意识发展中负面因素的互动。为什么讲民族意识，因为我觉得民族意识是民族关系中的主导因素；为什么讲负面的因素，而不讲正面的，因为正面的大家接触比较多，负面的东西我们过去可能忽略了。关于近现代以来影响新疆民族意识发展的负面因素的互动关系，我分五个方面讲。

第一个方面，近现代新疆民族意识在形成和发展中与周边政治的互动与负面影响。主要讲以下两点：

其一是近代境外浩罕阿古柏势力侵占南疆，及其在当地鼓吹极端伊斯兰“圣战”，挑动民族之间的对立和仇视。1864年新疆爆发反清起事，暴动迅速遍及全疆，而暴动的领导权很快被少数封建宗教上层把持，进而将暴动引向歧途。宗教“圣战”与民族之间的对立以及在此之上酿成的民族混战充斥各地，各类满、汉、蒙古、索伦等非穆斯林人员多遭到屠杀，残存的民众或逃避戈壁深山，或撤出新疆，或流落境外。清政府在新疆的各级治理机构荡然无存，东边撤到巴里坤以东，北边撤到科布多一带。次年初，南疆境外浩罕阿古柏势力趁各地暴动的混乱局面，打着“圣战”和解放穆斯林民族的旗号，大举入侵南疆。阿古柏占领南疆达13年之久，其间在当地强行实施伊斯兰教法，大肆鼓吹民族对立与仇视，挑动民族仇杀。阿古柏占领南疆及其在当地鼓吹极端伊斯兰“圣战”，挑动民族之间的对立和仇视，对近代新疆、特别是新疆南部地区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恶劣的负面影响。

其二是沙俄侵占北疆伊犁及其在当地的军事殖民统治。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使清王朝丧失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沙俄势力直逼伊犁城下。1871年7月，沙俄乘新疆反清暴动后的混乱局面，以“代收代守”为名，大举出兵占领了伊犁。他们认为清政府已完全无力收复新疆，在当地建立了军事殖民统治体制，制定了长期占有伊犁的方案，其目的就是要进一步肢解新疆，把伊犁分割出去。在侵占伊犁10年期间，沙俄在当地借助武力推行殖民管理体制，散布殖民奴化思想，鼓动分裂伊犁。沙俄侵占伊犁及其在当地的军事殖民统治，同样对近代新疆、特别是新疆北部地区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恶劣的负面影响。

第二个方面，新疆“东突”分裂主义的产生与演变中，与境外周边政治互动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两方面的重大因素：

第一个是“双泛”传入新疆。“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以下简称“双泛”）是19世纪下半时开始形成的一种社会思潮。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冲击下，1884年，阿富汗人赛义德•阿富汗尼在倡导改革伊斯兰教、加强穆斯林团结、以“圣战”反对殖民侵略的基础上，提出了“泛伊斯兰主义”的基本思想：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乌玛），在哈里发的统一领导下，反对外来的殖民侵略，直到取得独立。初期的“泛伊斯兰主义”具有反对殖民主义侵略的性质。同期，在抵制沙皇政府推行“泛斯拉夫主义”扩张政策的背景下，俄国鞑靼人伊斯玛依尔•伽思普林斯基于1883年提出“泛突厥主义” 的理念，将所有使用突厥语的民族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联盟"，以历史和文化的认同意识，激发民族主义的聚合力，通过教育和语言的改革，将使用突阙语的各民族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突阙民族”，以抵制沙俄的民族压迫。

至20世纪初，“双泛”已被奥斯曼帝国封建宗教上层完全掌控，蜕变为一种具有偏激宗教狂热和民族沙文主义的社会思潮。这种超阶级、超国家、超民族的极端宗教观和民族观，背离了原有的反抗殖民统治压迫、寻求民族解放的初衷，成为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御用工具。也就是在此时，已经完全蜕变的“双泛”思想传入新疆后，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形成了以麦斯武德•沙比尔、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等为首的少数以“双泛”为旗帜的分裂势力。他们比照“双泛”思潮中反对欧洲殖民者、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言辞，把历史上和现实中中央政府（王朝）与地方当局的统治都视为“汉人的殖民统治”，声称要反对中国汉人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妄图把新疆从祖国怀抱里分裂出去。由此在当代新疆民族意识发展中，构成了新疆南部“东突”分裂主义的核心理念，使当代新疆主体民族意识的发展中，始终夹杂着源于“双泛”的“东突”分裂主义思潮，并直接导致了新疆历史上第一个分裂政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出笼。

第二个是毗邻的前苏联对民国时期新疆政治形势的错误定位。前苏联从共产国际世界革命的角度，把民国时期新疆人民反抗军阀与反抗国民党政府的国内政治斗争，错误地定位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把一个主权国家的国内政治斗争错误地定位为世界范围内超国家的反抗殖民统治斗争。

十月革命胜利后，共产国际和苏俄先是将新疆军阀统治错误地定性为殖民统治，进而出于世界革命的信条，将新疆各族人民反抗军阀统治与压迫的中国国内政治斗争，错误地定性为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将中国新疆看成是输出革命、扩大世界革命浪潮的重要地区。他们认为：在十月革命席卷了俄罗斯的中心地区和俄属中亚地区之后，新疆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舞台。

在新疆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组成部分的理论定式下，20年代初，俄共(布)中央中亚局主席Я.Э.鲁祖塔夫甚至提出了在新疆“建立喀什和准噶尔共和国的建议”。据前苏联的档案记载，建议的缘起是“新疆的一些革命团体和组织向往摆脱军阀压迫，提出了建立独立的喀什和准噶尔共和国的设想”。1921年6月4 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这个建议。所幸的是，政治局会议上，Г.В.契切林坚决反对这个建议，列宁等少数政治局委员也支持契切林的意见，最终否定了它。不过，共产国际的“东方革命论”和“民族解放运动”理论并没有得到澄清。一旦形势发生变化，这种理论还会再度浮泛。

1943年5月4日，统治新疆的盛世才政权投向国民党，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新疆的局势。会议指出，“必须采取措施，以便能使盛世才失去在新疆的权势”，政治局会议还决定，在与新疆相邻的苏联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建立数所学校，专门为“民族复兴小组”培养指挥人员和将来与新疆居民一道工作的宣传鼓动员。苏联长期以来一直将新疆各族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中国国内政治斗争错误地定位为“推翻汉人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实施这些计划中，“民族复兴小组”被更名为“民族独立小组”或“民族解放小组”。

联共(布)乌兹别克斯坦加盟共和国委员会负责人被指定为当地向新疆宣传和输出革命的负责人。境外出版的《新生》、《东方真理》、《哈萨克之乡》等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杂志被运入新疆，以“推翻汉人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为纲，广为传播。其中一篇《我们为何进行斗争》的政论文章颇具代表性，内称：

“我们为消灭汉族在我们东突厥斯坦的统治，为消灭在我们领土上汉族暴政的一切根源而斗争。东突厥斯坦属于这片领土的真正主人——维吾尔人，塔兰奇人，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塔塔尔人，乌孜别克人，以及其他遭受汉族统治的人一一蒙古人和其他非汉族人。在东突厥斯坦，无论汉族殖民政府，还是汉族殖民者，都没有容身之地。”

新疆不是殖民地，共产国际和苏俄当局却将新疆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国内政治斗争错误地定位为民族解放运动，新疆人民反对的是军阀统治和专制制度，而境外宣传材料却误导为反对汉族的民族独立运动。由此在当代新疆主体民族意识发展中，从另一个角度构成了新疆北部“东突”分裂主义的理念，并直接导致了新疆历史上第二个分裂政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出笼；进而与前“双泛”思潮下的“东突”分裂主义交织，构成了当代新疆“东突”分裂主义的核心理念。

所以，我们说今天新疆“东突”分裂主义，是历史上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后患，旧中国无力解决的分裂主义问题，历史地落在了新中国的肩上。

新中国建立以后，无论是在中苏友好的50年代，还是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后，前苏联基本上都是承袭共产国际世界革命的理论，沿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理念，暗中或公开支持新疆当地的“民族斗争”。而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所要达到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目标，至今仍是新疆“东突”分裂势力的目标，

第三个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新疆民族意识的负面因素与当代国际政治的互动。大约可以提出六点：

第一是80年代前苏联解体的影响。苏联解体前有十年左右的动荡时期，80年代其国内政治局势、特别是前苏联国内中亚各加盟共和国政治局势的动荡，对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新疆民族意识中的负面因素有很大影响。其具体表现是，80年代新疆各地此起彼伏的局部性分裂骚乱，与境外中亚各加盟共和国政治局势的动荡几乎是同步的，甚至有在理念上相互呼应的感觉。

第二是前苏联解体后中亚各民族纷纷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的影响。前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这对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新疆民族意识中的负面因素更是直接冲击。有人公开讲：“塔吉克这么嘎嘎（小的意思）的一个民族都有了自己的国家，我们维吾尔这么伟大的民族居然没有自己的国家。”所以，1991年中亚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独立与建立民族国家，对新疆“东突”分裂势力产生了强有力的鲜明示范作用，他们仿佛已看到了“独立的曙光”；进而在90年代中期以后，新疆“东突”分裂势力在传统的极端宗教“圣战”、“反汉排汉”基础上，加入了更为极端与残忍的“恐怖主义”，此起彼伏的恐怖犯罪将新疆“东突”分裂活动推向了一个高峰。

第三是香港回归。香港回归，被新疆“东突”分裂势力视为一次大展“宏图”的机遇。他们认为，英美等西方国家肯定不会同意香港回归，回归之日肯定会有与中国的冲突，只要香港一动起来，发生冲突，对新疆“东突”独立来说就是一个机会。所以，香港回归，使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新疆民族意识中的负面因素再次受到刺激。 1997年是新疆稳定形势很特殊的一个时期。香港回归之前，尤其97年上半年，“东突”分裂势力的暴力恐怖活动异常猖獗。

第四是1998年北约入侵南联盟。在此以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基本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公开支持过穆斯林，但是这次是个例外。当西方支持信仰伊斯兰教的科索沃阿族的“独立”要求，并使阿族的争取“独立”的解放运动取得胜利时，“东突”分裂势力认为美国变了，作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支持开始公开支持穆斯林，意味着他们在新疆要求“独立”的活动就有了前途，就一定会成功。

第五是美国的“新疆工程”。97年以后，新疆形势相对复杂，美国开始关注新疆。1998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所所长弗雷德里克•斯塔尔（Frederick Starr）在新疆喀什，正值当地“东突”分裂活动猖獗之时。他设身处地地意识到新疆的重要与新疆形势的严峻。遂立意要出版组织撰写一部关于新疆的书。初期确定的目标有三：

一是填补空白。美国曾有一位学者拉铁摩尔，40、50年代写了《亚洲的枢纽：新疆与中国内亚边疆》，从那以后美国学者再没有关于新疆的著作。他们要填补这个50年的空白。

二是向美国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因为美国政府开始关注新疆，政府在决策时需要参考。

三是引导世界舆论。认为当时世界对新疆不了解，只知道新疆问题复杂。

这部书由十多位美国学者（包括个别西方学者）分头执笔。2004年，该项目成果以《穆斯林的边陲：中国新疆》出版。洋洋约50万言，对于新疆历史与现实社会有很多歪曲和偏颇的地方。其中认为对新疆地位未定，认为新疆不是真正属于中国，但也不是独立的，认为在1949年以前、甚至直到1951年，新疆都是中国的“殖民地”。目前，这部著作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决策新疆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书的十几位作者，成为美国政府国会听证或者圆桌会议不可或缺的新疆问题的专家；而其中的诸多谬误为历史上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东突”分裂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

第六是当前全球范围内恐怖活动的猖獗。全球范围内的暴力恐怖活动得不到遏制，一方面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造成很大创伤，同时，大国穷于应付，无法遏止。这种状况是对新疆“东突”分裂势力在斗争方式上的一种启示，他们认定恐怖主义是最有效的方式。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新疆发生的一系列暴力破坏犯罪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包括2008年3月7制造新疆南航航班爆炸未遂事件，8月4号，用很原始、残忍的方式，当场压死16名出操的喀什武警战士；也包括2009年的 “7.5”事件。新疆“东突”分裂势力一方面在更多地“模仿”世界恐怖犯罪手段；同时，他们进一步加大了和国际暴力恐怖势力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部分从事恐怖犯罪的“东突”暴徒已经升级了历史上民族意识负面因素，成为从事“种族灭绝”的更为极端的反人类团伙。

第四个方面，民族意识与宗教意识的负面互动。

宗教意识与民族意识在本质上不属于同一范畴，但在“东突”分裂势的蛊惑下，当前新疆的宗教意识与民族意识却在形成互动。其中原因：

一是在历史上新疆的世俗政治的扩张与伊斯兰教的传播紧密结合。维吾尔民族的形成和伊斯兰教在新疆的最终确立相互关联。15世纪末，所有在新疆改信伊斯兰教的各种民族（包括蒙古族、汉族等），基本都成了历史上维吾尔民族的组成部分。历史上新疆民族发展与宗教传播、民族形成与宗教确立之间的同步关系，导致了今天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交织与互动。

二是在历史上和今天从民族和宗教两个不同角度来区分社会群体，或制造一些社会群体的差异与对立。在新疆，由于某些民族成员构成与信教群体构成的高度重合，民族意识与宗教意识的交织作用，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的相互推动，进而使以民族面目出现的问题往往呈现出多种复杂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使原有的社会群体差异更加凸现，“东突”分裂势力则利用、挑动和恶意加大这一差异，人为制造民族宗教的对立、冲突，甚至仇视。

三是以极端偏激的宗教“圣战”手段，看待和解决现实问题。在伊斯兰教创立和发展的早期，在外界巨大的压力下，在宗教与教民面临生存危机的特定历史时期，穆罕默德曾倡导“圣战”挽救伊斯兰教。在现实中，新疆“东突”分裂势力则以“圣战”作为其暴力恐怖犯罪的“掩护”，大肆煽动蛊惑以极端宗教主义的“圣战”手段，看待和解决现实问题。

第五个方面，历史和现实负面因素的互动。

今天，新疆“东突”利用很多历史上负面的因素，来蛊惑人心。新疆历史上曾经在1933年和1944年出现两个分裂政权。他们认定，今天“东突”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是从历史上继承和延续下来的。1933年、1944年两次都失败了，所以他们要继续努力。

从总体上讲，对于近现代与当代新疆民族意识中的负面因素以及相互互动关系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还显得不足，认清这一点，对于多学科视野下新疆民族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厉声，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