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方方和她的“武汉日记”

时间：2020-02-25 来源：中国新闻网作者：记者夏春平条评论

中新社

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封城”中的武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世人关注，著名作家方方每天一篇的“武汉日记”也因此走红网络。其平实的语言、生动的叙事、真切的情感、敢言直言的风格感染着每一位读者，被网民争睹为快。

2月22日，“武汉日记”的作者、著名作家方方在武汉接受中新社记者独家采访。中新社记者全安华摄

喝长江水长大，十分熟悉武汉世间百态和风土人情的方方今日在武汉接受中新社记者独家专访时说：“我只是想记录一下，你也看到，很多琐碎事。而且最初也没打算天天记。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愿意读。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中断小说创作，改写“武汉日记”

谈起写作“武汉日记”的初衷，方方告诉记者，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当下许多武汉人在受难，在与死神较量。没有从小到老都生活在武汉的人，恐怕很难有这样的心情，也很难理解这份伤痛，而自己却根本无力相帮，所以她的内心也有创伤。“很多人留言，说每天看了我的武汉日记他们才安心。这真是让我在惊讶之中，也深感荣幸。果真这样，我愿意为他们天天写。”方方说。

从正月初一开始，方方通过“武汉日记”记录自己的所见所知，每天在网上发布。“对于因疫情隔离在家里的人，文学在此时显得很无力。但记录下真实的场景和自己的想法，却是很重要的。”方方告诉记者：“其实，有几天看的人太多让我有恐惧感，它在网络上传播得太快了，使得我这种习惯小众阅读的人很不适应。我几乎就不想写了，但我同学和朋友他们仍然鼓励我继续写，一直写到‘封城’解封那天为止。”

2月22日，“武汉日记”的作者、著名作家方方（左）在武汉接受中新社记者独家采访。中新社记者全安华摄

方方坦言，她根本没想过“武汉日记”如此受到读者追捧。“‘武汉日记’里面就是些零碎事，加上一点自己的感想，也没有像写散文那样去考究用词用句。而微博本来就是个闲扯的地方，想到哪写到哪，随意自由，还经常不小心有错漏字。我也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这样喜欢。我本来是准备在春节期间完成一部中篇小说的，现在也完成不了。我的心和全国众多网民一样都集中在疫情上，定不下心来写小说，而写‘武汉日记’可以让我的心安定下来。”

疫情转机随时可能出现

对于疫情的走势，方方认为：“武汉的疫情现在应该是控制住了，转机随时可能出现。疫情的发展经历过几个阶段。一是经历过六神无主的恐慌阶段，这一阶段应该到初一那天结束。全国开始关注，高层发有指示，各地也派援手。老百姓心里知道，一旦成为国家行动，以中国的方式，肯定能控制住。所以武汉市民就不再恐慌了。但意想不到的是，此后大量的病人开始发作，武汉人进入了极其痛苦的阶段。发病的人越来越多，医院在猝不及防中根本无力救助到这么多人，而且医护人员也大量感染。那些天病人到处奔走，呼救无用就医无门，医护人员也快崩溃，这也是最压抑最无助最难过的阶段。应该说，省市换将，以及方舱医院建立，十九个省份驰援湖北，这个局面才慢慢缓解下来。现在已经见不到呼救无门的情况了，现在重症病人，几乎都是以前的存量。因为没有得到医治，拖延成重症。重症病人数量很大，因此死亡率还没有降下来。”

图为武汉客厅“方舱医院”里的医护人员。中新社发高翔摄

方方露出久违的笑容说：“有了全国各地的支持，武汉的疫情正在朝拐点迈进。许多患者经过治疗已经出院，痊愈者的脸上都露着笑容，这不是装出来的笑容，而是发自内心的笑容，尽管这些笑容不久前满街都是，今天看着有久违感。但有了这样的开始，后面的满街笑容不也会很快到来吗？”

“武汉人民真是太好了！”

“武汉人民真是太好了，为让国人生活如常，他们扛下灾难。总体上武汉市民都是相当配合的，他们被关在家里几乎一个月，这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方方动情地说：“成年人，理智一点还算好，那些家庭有孩子的，或是有其他非新冠肺炎疾病的，那些必须时时用药的慢性病人，如白血病患者需透析的，还有那些被堵在城外的五百万回不了城的人的日子都很艰难，他们都在为疫情付出代价。”

2月9日，武汉汉口将军路一家快递公司的快递点，快递员们整理到站的快件。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大批民众选择线上购物，快递员比往常更忙碌。中新社记者张畅摄

“武汉‘封城’近一个月了，千万人口的城市却一如既往地井然有序。在我眼前出现最多的有四种人，一是送外卖的小哥，他们仍然骑着小车奔波在路上；二是警察，寒冷的天气中他们大多站在各个路口和医院门口，往往直面各种人等，执行必须执行的任务；三是基层社区工作人员，辛苦地挨家挨户地上门查访；四是环卫工人，尽管行人少，路面没那么脏，只有一些树叶，但他们恪尽职守，认真打扫。从疫情开始到现在，他们一直以从容的姿态留在我们眼里，默默无闻地镇定着我们整个城市的心。”方方说。

“连我都想找心理咨询师”

方方对记者说：“对武汉这样千万人口的城市实行‘封城’，史上未有，而老百姓也从未这样被关在家几十天的经历。这些生活在武汉的人几乎人人心里都有创伤，这恐怕是绕不过去的一件事。就像我在2月12日的‘武汉日记’中写道：‘无论是关在家里一个尚且健康的人群，或是曾经顶着冷雨满街奔波过的病人，更或目送亲人装入运尸袋被车拖走的医护人员……’譬如疫情过后大家出门，敢不敢摘口罩？与人谈话，敢不敢近距离？可能都会有心理障碍。而病人家属和亡者家属的创痛应该更深，当有一天武汉‘解封’会数家欢喜数家悲伤，没有得病的市民大都会很高兴，毕竟自由了，但那些病亡家属，必然格外悲伤，灯火万家，独少一人。这种家破人亡的痛感只有自己知道。”

2月8日，正值元宵节，中国多地亮起灯光，为武汉加油！为中国加油！图为武汉市多处地标建筑亮起了加油标语。中新社记者安源摄

方方呼吁，疫情过后，政府应该组织大批心理咨询专家，对武汉人进行心理治疗和人文关怀，这是非常必要的事。有些人可能会不承认自己有心理阴影，但实际上，这些阴影也许会伴随终身，形成困扰。严重者，比如曾经四处求医四处碰壁者，会时时有噩梦。当然，也得有些专业人士出面引导大家，让自己学会疏导自己。

“连我自己都想找一名心理咨询师，疏导心理问题。我天天写‘武汉日记’，也算是自己疏导情绪的一种方式吧。”方方说。

“我不是挑刺，而是反思”

方方在“武汉日记”中曾偶尔夹有直言和批评。对此，方方解释，正如她在2月4日的“武汉日记”中写的：“这么大的灾难扛得住扛不住都得硬扛死扛。但是就算扛着终也有憋闷不住的时候，我替你扛，你也得让我骂。”方方坦承，在“武汉日记”中自己也偶有对武汉市对前期疫情处理失误的埋怨和温和批评。“如果连发泄一下痛苦都不准，连几句牢骚和反思都不准，难道真想让大家疯掉？”方方说。

资料图：著名作家方方。

“我有时候也会问自己，跟世界上许多的城市相比，武汉并不是一个宜人之地，尤其气候令人讨厌。那么我到底会喜欢它的什么呢？是它的历史文化？还是它的风土人情？更或是它的湖光山色？其实，这些都不是，我喜欢它的理由只源于我自己的熟悉。因为，把全世界的城市都放到我的面前，我却只熟悉它。就仿佛许多的人向你走来，在无数陌生的面孔中，只有一张脸笑盈盈地对着你，向你露出你熟悉的笑意，这张脸就是武汉。”方方告诉中新社记者这是她多年前在一篇文章中所写，“诗云：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武汉就是我的敬亭山。”

方方直言：“我写‘武汉日记’的基调始终秉持与政府绝对保持一致，绝对配合政府的每一项举动，并且努力帮助政府说服不理解的人们，帮助政府安抚焦虑的人们。只是我们在方式上各有不同，可能在写作的过程中，偶尔会冒出自己的感想，说几句反思的话，如此而已。毋庸讳言，这次武汉疫情暴露出政府在治理中的许多问题。如果我们反思了，吸取教训，并将结论付诸行动才不至于对不起在这次疫情中死去的百姓。”

她说：“我不是一个专门挑刺的人，对治理难处也多有体谅。对自己所看到的明亮之处，也在‘武汉日记’中及时给予呈现。”

“疫情过后，武汉人便会回到以前的生活轨迹。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像长江，永远奔腾，不会停歇。”方方说。(完)

专访作家方方：保持自己的诚实和正义感，这是必须的

中国新闻周刊

本刊记者/隗延章

发于2020.2.17总第935期《中国新闻周刊》

自疫情蔓延以来，身居武汉的著名作家方方开始在网络记述她所见证和思考的一切，她努力言说不停歇。她说，“把这种非常时期的人和事记录下来，难道不是我们当作家的人所应该做的吗？”

2月10日，方方独家回复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谈及她于武汉封城前后的生活，李文亮去世后的悲愤，以及她对于知识分子在公共事务中应该扮演的角色。

“封城时逃出去也不是不行，但我根本没有产生这个念头”

中国新闻周刊：你最初了解到武汉有“疑似SARS的肺炎”那一刻，你正在做什么？当时听到这一消息，你的反应是什么？

方方：我是去年12月31日从我大哥那里知道的这事。我们家里有一个小群，就是我和我三个哥哥。那时候，大家就立即相互警告，不要出门，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医院，出门戴口罩。经过2003年的SARS事件，大家都有这种基本的警惕性。

中国新闻周刊：你确切知道肺炎真的很严重那一刻的情景是怎样的？听到这一消息，你的反应是什么？做了哪些事情？

方方：我高度保持警惕的时间应该是元月18日。网上的流言已经很多了。毕竟那是传染病。从那天起，我出门戴了口罩。但我家是独门独院，自己开车，接触的人少。只是心里是很生气的。因为在此前，一直告诉我们不会人传人的，尽管我们事先都有警惕，但大家都相信政府。甚至我哥哥还说，这么大的事，政府不可能隐瞒的。我在有的朋友群里，也说过同样的话。

中国新闻周刊：得知武汉封城那一刻，你有考虑过暂时离开武汉吗？那时你的想象中，如果待在武汉，接下来的生活会是怎样的？

方方：我在1月22日晚上（即封城的前一天）去机场接我女儿，她从日本旅游回来。那时候武汉已经相当紧张和恐慌了。钟南山先生的“人可传人”的信息公开后，政府没有任何声音，老百姓就开始慌了，街上行人很少。这种恐慌感，是莫名其妙的，但却真实存在，而且蔓延很快。我去机场前，跟朋友说，真的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

而同时，正是那天，我女儿她父亲在上海住院，说是可能中招。我女儿去日本前曾与她父亲一起吃过饭，所以我的心里更是忧心忡忡，生怕女儿感染到。那天飞机晚点，接到女儿后，已是深夜。我们俩在车上都不摘口罩，决定先让她到自己住处隔离一周，我给她送些吃的。我送她回家后，在回自己家的路上，又去加油，到家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左右。

这时打开电脑，第一时间得知即将封城。当时要整理行李逃出去也不是不行，但实际上我根本没有产生这个念头。武汉市那么多人，大家都被封在家里，我的条件跟老百姓比，几乎是最好的之一。大家能生活，我自然也能。所以，并没有太多担心。说来说去，还是相信政府。事情到了这一步，政府定会有办法控制疫情。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的新年，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都太特殊了。以往没有疫情时的新年，你通常是怎样度过的？

方方：以前也差不多这样，也是待在家里。有所差异只是，过年中间会有一天，去我舅公杨叔子那里拜年并聚餐，见见一众亲戚。然后就是女儿在家住几天。其余的，还是在家看书看电视以及写作。我平时经常宅在家里，一待十天不出门，所以我的职业让我并不觉得关在家里有什么难处。

“李文亮的死让我很悲愤”

中国新闻周刊：我看你的“封城记”中，涉及了大量跟武汉有关的消息、新闻。这些天，你在看这些消息时，你的情绪变化是怎样的？

方方：其实初期阶段，武汉很乱，很恐慌，但我们不能传达这种恐慌。我要给政府帮忙，这是基本想法。这时候的心情会有些复杂，一方面你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甚至知道是什么原因延误了时间，但另一方面却必须放弃有些内容。这是没办法的事。疫情是大事，我们必须跟政府团结一致，共同抗疫。而实际上，到了初一，全国关注武汉，武汉人的情绪已经开始稳定，已经开始接受不能出门的日子，并且已经变得通达起来。这是一个转折点。只是，后来随着发病的人越来越多，而医院根本无法接受这么多人，时间长了，事情都发生在大家身边，不可能不会感到压抑和不安。李文亮的死，之所以引起滔天大浪，其实也是压抑已久的人们需要一个出口，发泄自己的心情。

中国新闻周刊：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会去做哪些事情去消化这些情绪？

方方：我一向是很理智的人。我曾经五年内做过三次手术，同事跟我开玩笑，说我都是生机勃勃走到医院动的手术，我可以理智到在我身体最好的时候去除掉体内的病灶。其实没几个人可以做到这个。每一次手术，都如同电脑重新启动。我觉得自己做对了。而前些天，连我都有了紧张和恐慌的时刻。我对自己是不紧张的。尽管我在元旦之后到18日前，曾经三次去过医院。我一直在用排除法，来排除我是否有可能被感染。我的结论是，我不可能被感染。我的紧张主要来自家人处在不确定中。我一直对自己作心理暗示：要平静，要理智，最坏的结果有多严重。其实最坏的结果就是我女儿可能被感染。但是她年轻，一定不会有事。我要求女儿随时注意自己的身体变化，好在她一直没事，而后来她父亲也排除了新冠肺炎。再之后，我们都顺利地过了14天的隔离期。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天，你的家人的状况是怎样的？

方方：我从小在武汉生活，我有两个哥哥也在武汉。我小哥正好住在华南海鲜市场附近，所以他是最让人担心的。但好在他很早就出门戴口罩了。今天看到他们小区得病人数排在全武汉第一。他那里是我们最担心的。我大哥在华科大，那边本来就距汉口比较远，大哥接触的人也不多，所以他不会有事，我是知道的。好在目前大家都还很安全。封城以及封门近二十天了，受感染而发作的人，大概都已经发作了。应该说，我们大家都平顺地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候。

中国新闻周刊：见到李文亮去世的消息那一刻，你正在做什么？接下来，你做了哪些与这个消息有关的事情？

方方：那时我刚刚写完当天的博客。听到这个李文亮死的消息，真的非常悲愤。这种心情，可能身在武汉之外的人难以体会得到。

“我根本不是一个关注公共事务的人。但我会关注民生和世道”

中国新闻周刊：1998年洪水时，你也曾写过文章《把这一切都记住》。在你看来，在重大灾难发生时，将灾难记录下来，是写作者应有的责任吗？

方方：洪水时候，我还可以到大堤跑一天，那时我也年轻。现在我几乎是个老人了，就算想去当志愿者，都害怕给人添麻烦。所以，我自己一直说，我在家里待着，保证自己不病，就是帮忙。那么，在我没病的时候，把这种非常时期的人和事，记录下来，难道不是我们当作家的人所应该做的吗？其实记录者很多，各人都有各人的角度，这样多好。这可以让未来的人们真正了解到2020年的疫情真相。

中国新闻周刊：大概从什么年纪起，你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那个年纪，你对自己“知识分子”这一角色的理解是怎样的？

方方：我从小到大，就是在知识分子堆里长大的。那时候，学历高的人，就是知识分子。我祖父是北大毕业的，后来当老师；我父亲是上海交大毕业的，后来当工程师。他们都很自然地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我大学毕业后，也很自然觉得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当年的理解，就这么简单。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父亲、祖父都是知识分子。我看公开资料写，你有一个阶段，花了很大精力去考察他们的人生经历，也曾在作品中讲述他们的人生。在你尚未专门考察家族史的时候，祖父和父亲在你的印象中，分别是怎样的人？

方方：我祖父死得早，我根本对他没有任何了解。开始写作后，看到一些资料，还有他的学生的回忆录，才慢慢知道他的一些事。我父亲我自然是很了解的，但是那时年龄小，体会不到他的心情。他们都只是一介书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从无意仕途。他们都是努力做好自己本分的事。好像我家人都是这样。我自己也是如此。我当省作协主席，也是他们要我当的。我哥哥还劝我不要当，把小说写好就可以了。我当时不好意思推却，反正作协主席也不是什么官，就同意了。我们都是不喜欢跟外界有过多接触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大概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你开始写祖父和父亲作为知识分子的人生和当时的处境。在追溯他们的过往时，你对他们有了哪些新的认识？

方方：我前面说了，他们就是一介书生。关心世道关心民生，而不关心政治，也无意参与。我对祖父的了解太少，他去世时，我父亲自己也才刚刚大学毕业。但我父亲则有一堆日记留了下来。他从1942年开始到他死的日记，都保留着。其实像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一样，他爱国，有正义感，希望生活安静平和，爱家庭，对政治运动充满苦恼，为自己所学无处可用感到悲观。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努力地学习，希望有一天能有用处。“文革”中，我父亲在家，除了读书就是读书。他们真是悲哀的两代人。祖父是遇到战争，社会动荡，导致被日寇杀害，而父亲更多的是在政治运动中不得安宁。

中国新闻周刊：去写作、理解祖父和父亲的过程，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你对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会随着理解祖父、父亲的人生的过程，产生变化吗？

方方：我的职业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可以更纯粹地做学问，尽管他们没能有这个机会。但我大哥二哥他们就可以了。但我的职业要求我的关注面更广一些，要求我对社会民生必须有更深入的了解。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和生活背景决定着彼此的不同。这个不需要去了解祖父或父亲，自己在成长过程中，随着年龄的成熟，见识的增加，观念的改变，自然会有变化。这个用不着勉强往父辈头上套。

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之前，大众对你的印象，似乎更多是一个埋头写作的作家，而非热衷参与公共事件的知识分子。这种印象，是一种对你的误解吗？

方方：我现在也不是热衷公共事件的人。很多事，不是我怎么样了，而是别人把我怎么样了。近些年，有的事，只是我尽自己的工作之责；有的事，是人家批判我的小说，我不服气，反驳而已。无意间变成了事件。我现在仍然不是一个公共事件的积极发声者。

比方这次，我只是想记录一点事，没料到会这样。说实话，我非常意外。我甚至没想过天天去写的，比方，初二我就没写。我本来就是一个随意懒散的人。可以说，所有的事，没有一件是我自己事先预料到的，都是激怒我而不得已反抗。我现在仍然是一个喜欢待在家里写作读书的人。偶尔闲了，跟朋友出门逛逛，吃吃喝喝。大家经常说，我们要享受岁月静好呀。但是保持自己的诚实和正义感，保持自己的正直之心，这是必须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外界看来，你在越来越关注公共事务之后，在文学创作的选材上，似乎会随之变化。对你来说，关注公共事务和文学创作之间，会彼此影响吗？还是说，两者是彼此独立、互不影响的事情？

方方：如前所述，我根本不是一个关注公共事务的人。但我会关注民生和世道，关注个人的生活。所以有时候，会转发一些别人的东西，那些是我认同的。我自己并没有多少发声。很惭愧。所以，你这个问题不成立。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疫情发生之后，你发声提醒同行，“在灾难后歌功颂德要注意底线”。当年在你担任湖北省作协主席时，有遇到类似的事情让你为难吗？如果有，当时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你是怎样处理的？

方方：其实这种人任何时候都有的，有些文字，实在让人看不下去，像那个写什么感谢“冠状君”的，真是太恶心了。我当作协主席时，把写作者分为三类，一类是擅长写主旋律作品的作者，二是有相当写作功底的作者，三是已经出名的有自己风格的作家。按这三类人，给予帮助，或是分派任务。当然，也没有明显界线。作家协会，有重大事件发生时，总是有任务的。汶川地震后，我自己就带队去湖北援建的汉源市去采访。我当作协主席共十一年，并没有遇到什么为难的事。即使有，我自己可以承担和解决。其实作协的同事们都和我关系不错，有些人是我看着他们长大的。毕竟我到作协已经有三十年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担任湖北省作协主席期间，做过哪些让自己自豪的事情？现在回顾当初担任湖北省作协主席这段经历，又有哪些遗憾？

方方：我没觉得自己要做什么让自己自豪的事，但让同事自豪的事多的是。我最遗憾的是没有能帮到诗人余秀华。我一直希望她能调到作协来，这样她的生活会安定一些。虽然我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在作协，看上去，我是主席，实际上我也人微言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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