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TMD，辛辛苦苦赚了钱，到头来连治病都不够了，还死得更快了，人生真让人绝望崩溃！
党的十八大提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并指出“十三五”时期是我国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 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
今年的4月25日至5月1日是我国第14个《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其宣传主题是“健康中国，职业健康先行”。
在众多的职业病中，尘肺病因其发病率、死亡率高而被称为职业病的“头号杀手”。而在尘肺病患病群体中，农民工占相当一部分，且因诸多原因而没有得到及时救治。目前，尘肺病已经成为农民工兄弟不能承受之重，防治形势不容乐观。
为提升全社会对农民工尘肺病问题的关注，共同维护农民工的健康权益，今年1月，国家十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的意见》， 要求各地对尘肺病农民工做到“应诊尽诊”，将相关治疗药物纳入医保，提出了将尘肺病农民工纳入大病保险并享受低保救助等一系列具体要求，以切实保护农民工 职业健康和相关权益。
小镇之痛
今年4月9日，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人民政府网发布西照川镇尘肺病有关情况的通报称，经实地核查，目前西照川镇共确诊尘肺病患者126人、疑似尘肺病15人，同时澄清了“公益活动得不到当地政府的理解”的看法。
由此，这一位于秦岭深处的小镇及其尘肺病农民工群体再次被媒体聚焦。
山阳县矿产资源丰富，仅查明的矿产资源就有铜、铁、金、银、铅、锌、钒等49种之多。近年来，当地钒矿业更是迅速崛起，成为地方发展的支柱产 业。但是，西照川镇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群众生活水平低，很多村民都到当地或者更远的矿区打工。“靠山吃山”，这无疑是让群众尽快富起来的一条捷径，但也 就此埋下了尘肺病肆虐的隐患。
魏立炎，今年59岁，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西照川镇麻庄河村人，尘肺病三期重症患者。自1993年起，魏立炎便不间断在洛南的金矿打工。当时，高 大健壮的他，干活特别踏实。一有打钻、搬运的活儿，包工头都会先想到他。2001年，在一次事故中，魏立炎被砸伤了后背，到医院检查时才发现自己患上了尘 肺病。当时，魏立炎觉得并无大碍，又回矿上干活，最终引发肺部严重感染，不但彻底丧失了劳动能力，且被多种并发症折磨，家里的经济来源也由此被切断，生活 贫病交加。“活着受罪，想死又死不了，总想上吊自杀算了。”骨瘦如柴的魏立炎不止一次地这样说。
与魏立炎同村的李光顺也患有尘肺病。他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他和二哥李光秀、三哥李光山一起到矿上打工，纷纷得了尘肺病。其三哥在 2001年7月去世后，三嫂郭秀琴便与身患重病的二哥李光秀一起生活。2011年，李光秀又去世了。郭秀琴再次改嫁，没想到这第三任丈夫也是个尘肺病患 者。
“我们麻庄河村被称为‘尘肺病村’。村里有很多尘肺病人走了，剩下的大部分都是等死。孩子们上不起学，老人没人养，女人成了寡妇。最难熬的时候，喘不上气，睡不着觉，憋得都想自杀。”尘肺病患者谭从华说。
江谋银是山阳县西照川镇蛟沟村人。1994年，17岁的江谋银就跟随村里人一起去矿上打工，每天在井下打钻，几年后患上了严重的尘肺病，挣来的钱都花在了吃药打针上。
据了解，之前，媒体报道的有关西照川镇的情况是“总人口22735人，截至2016年1月20日，共有109人被确诊为尘肺病；有24人疑似患有尘肺病，需进一步诊断鉴定；有28人因尘肺病去世……”
其实，当地尘肺病患者确诊及疑似的具体数量并不是该县通报的重点。早在几年前，山阳县农民工尘肺病群体就已引起了媒体的关注，该县麻庄河村还被 称为“尘肺病村”、“不能呼吸的村庄”。令一些业内人士所忧虑的是，加之在外地鉴定、患病但没鉴定等情况的存在，当地尘肺病确诊人数短期内可能存在持续增 长的趋势。
对此，山阳县并非没有掌握和预知。之所以及时发布上述通报，正是当地政府实事求是、知难而进的一种态度体现。而这种态度无疑是开明的。
事实上，山阳县对于尘肺病农民工的救治也未敢怠慢：一方面实施医疗救助，设立尘肺病患者定点医疗机构，其住院治疗费用由县合疗机构按照新农合政 策上浮20%予以解决，门诊费用由县合疗机构按县定标准报销；另一方面实施生活救助，对符合城乡低保政策的尘肺病患者家庭纳入城乡低保保障范围，对不符合 城乡低保政策的尘肺病患者家庭可申请临时救助，在生产生活方面予以补助；同时实施精准扶贫和法律援助，对尘肺病患者生活和维权进行帮扶，切实维护尘肺病患 者的合法权益。
据山阳县人民政府网上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近年来，山阳县累计为尘肺病患者报销住院费用315.23万元，报销工伤保险11.4万元，追讨赔偿金465万余元。
然而，在确诊人数逐年增加、病情不断加重的严峻形势下，对农民工尘肺病的预防与救治并不是一县之力所能彻底解决的。而其中，用于医疗保障的持续的资金投入就是很大一笔财政支出。
“当地农民对于尘肺病的危害及防治知识知之甚少，得了病后只知道尘肺病无法治愈，因此很多患者只是苦熬，失去了最佳治疗时机。由于当地医疗条件 限制，对于尘肺合并症的治疗也不及时，这是当地尘肺患者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在中国煤矿尘肺病基金会针对麻庄河村尘肺病农民工救治的一次回访座谈会上， 铜川矿务局中心医院院长张朝印说。
形势严峻
当然，就全国而言，尘肺病，不仅仅限于这一地。我国究竟有多少像西照川镇这样的尘肺病聚集区？又有多少患有尘肺病的农民工兄弟？从下面这些数据信息中，或许可窥见一斑。
据卫计委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共报告职业病29972例，其中职业尘肺病26873例，占89.66%；截至2014年底，全国累 计报告职业病病例863634例，其中尘肺病777173例。而截至2014年底，我国农民工人数达2.74亿人，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
更为严峻的是，近年来，我国尘肺病整体发病呈逐年上升且发病工龄缩短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我国新增尘肺病患者已经超2万人，其中农民工占九成。
据了解，尘肺病具有隐匿性和潜伏期长的特点。我国存在尘肺病危害的企业数量大，以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小型企业为主，且有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主要分布在矿山、建材、有色金属、冶金等行业。
尽管《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卫生保护的权利，《工伤保险条例》也规定，企业、事业单位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应当依照规 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但是由于一些用人单位不履行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职业健康监护不到位，加上部分农民工缺乏职业 防护和维权意识，农民工不仅容易罹患尘肺病，而且患病后往往得不到及时诊断、救治和赔偿，普遍存在诊断难、维权难、索赔难。
在中国煤矿尘肺病基金会针对尘肺病农民工救治的回访中，记者得知，很多尘肺病患者曾经的用人单位大都没有采取防护措施，更别说体检和工伤保险。 不少农民工对此也一无所知，等到发现自己患病，已经“人去楼空”，找不到索赔对象。而且由于有的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诊断难、鉴定难也成了农民工维权路上 的一块绊脚石。因此，不少农民工尘肺病患者能做的就是在等待中苦熬，熬时间，熬金钱，熬身体。
“尘肺病是我国目前最为严重的职业病，而且具有迟发性、渐进性、致残性等特点，一旦染上尘肺病，终生不能治愈，特别是到晚期，痛不欲生，连呼吸 都很困难。目前，我国通过确诊上报的尘肺病患者累计近80万人，更为严重的是每年仍以两三万例的速度在递增，这还不包括小矿山、小企业主未上报的病例和众 多疑似病例，足以说明尘肺病防治形势非常严峻。”在2016年“农民工洗肺清尘项目”启动会上，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煤矿尘肺病防治基金会理事长 黄毅表示，当前我国正处于尘肺病高发阶段，群发性尘肺病例时有发生，尘肺病每年死亡人数高于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而据专家估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尘肺 病仍将呈持续高发态势。
无独有偶。2015年底，一份《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015）》也佐证了尘肺病防治形势的严峻性。这份由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 爱清尘基金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尘肺病农民患者至少已经超过600万人，这相当于青海省的总人数。并且，尘肺病往往以家庭式、村庄式、区域式聚集，众 多尘肺病家庭因病致贫或返贫，而尘肺病农民工集中的村庄则日渐凋敝，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尘肺“寡妇村”和尘肺孤儿。
其调查采取典型抽样方法，覆盖尘肺病多发的四川、湖南、湖北、贵州、陕西、河北等省的80个村庄，收回1938份有效问卷，其中尘肺病农民工1812人，去世尘肺病农民工50人。
这份报告显示，去世者平均年龄43.8岁，最大70岁，最小仅为26岁；93.2%因尘肺病并发症去世，也存在4.6%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 长时间的高粉尘工作是农民工患尘肺病的直接原因，但只有21.8%的人清楚这会危害到他们的身体健康，其余78.2%均不清楚或者完全不知道；工作的单位 中，有71.1%是民营小企业；只有5.9%尘肺病农民工的用工单位经常提供防护面具，绝大多数则没有；尘肺病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仅为 14%；90.8%尘肺病农民工从来没有过或者不清楚有没有工伤保险，仅有9.2%的尘肺病农民工办理过工伤保险……
“农民工的尘肺病问题是时下我国最严峻的社会问题之一，因为涉及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生与死的问题，数量极其庞大，处境极其悲惨，维权极其艰难，救助极其尴尬。”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表示，并再次提交了与尘肺病相关的议案。
“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尘肺病患者更需要救助，他们大多没有工伤保险，很多人打工几年回到家之后才发现患上尘肺病，他们没有能力承担高额的治 疗费用，往往因病致贫。”黄毅说，农民工兄弟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有权利共享发展成果，像平常人一样有尊严地活着。
清尘行动
一边是呈高发之势不断增长的尘肺病发病趋势，一边是处于社会最底层面临种种困难的农民工群体，可以说，农民工尘肺病防治问题不仅仅关系着农民工的职业健康和权益维护，而且涉及社会和谐稳定及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
所幸的是，农民工尘肺病防治问题已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普遍关注。
“尽管2011年修订的《职业病防治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新增了‘没有证据否定职业病危害因素与病人临床表现之间的必然联系的，应当诊断为职业 病’这一规定，但是在实践中往往得不到适用。”陈静瑜认为，应先将“尘肺病”作为一个医学概念进行诊断治疗，而非作为一个“职业病”概念进行诊断治疗，即 将尘肺病的医学诊断提前，后续再查找“职业病危害接触史”以确定工伤责任主体，以免拖延对这一群体的治疗。
根据法律规定，对职业病诊断与治疗，处于“垄断状态”，只有专业的职业病诊断机构(一般是各地疾控中心)才可以进行诊断与治疗。
鉴于此，陈静瑜提出了“加强乡镇卫生院尘肺病治疗投入及建立尘肺病康复中心”、“放开尘肺病鉴定、治疗之垄断暨修订《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等多个建议。
不久前，国家十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的意见》也要求，认真做好尘肺病诊断鉴定和医疗救治工作，研究制订具体办法，进一 步简化程序，缩短时间，做到方便农民工尘肺病诊断，将尘肺病防治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列入有关科研计划，及时按规定将疗效可靠的尘肺病治疗药品列入各类基本医 疗保险药品目录。
同时，《意见》要求加强尘肺病源头治理和用人单位主体责任的落实，进一步明确了用人单位粉尘监测、评价、劳动者告知、职业防护、职业健康检查等 方面的主体责任，强化了用人单位为接触粉尘危害的农民工提供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并妥善保存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的责任；解决尘肺病农民工 医疗和生活问题，明确了用人单位无法落实相关保障费用的尘肺病农民工，工伤保险要先行支付；全面强化政府落实责任，要求各地将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纳入本 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职业病防治规划，研究落实解决农民工尘肺病防治的重大问题，加强尘肺病防治机构能力建设，保证尘肺病防治工作的经费。
从相关用人单位责任的明确到医疗救治的保障，再到政府责任的落实，《意见》旨在为农民工尘肺病救治及权益维护撑起一把保护伞。其中，用人单位、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成为责任主体。
据记者了解，由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的项目——“农民工洗肺清尘救助项目”近年来也在农民工尘肺病救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该项目 由中央财政和中国煤炭尘肺病防治基金会共同出资，委托该基金会确定的定点医院负责救助我国西部贫困尘肺病农民工患者。据了解，2014年~2015年， “农民工洗肺清尘项目”共投入资金326.3万元，其中民政部拨款200万元，基金会配套120多万元，共救助农民工1250人 。
“《意见》还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弘扬中华民族‘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为尘肺病农民工献爱心、送温暖，逐步形成政府救助与社会关爱相结合 的工作格局，共同解决尘肺病农民工的生活困难问题。”中国煤矿尘肺病基金会副理事长金磊夫介绍说，“农民工洗肺清尘救助项目”仅是该基金会参与的项目之 一。多年来，中国煤矿尘肺病一直致力尘肺病救治及尘肺病防治新技术、新方法的推广，已累计救治尘肺病患者15万多人，其中包括1万多名农民工尘肺病患者。
在前期调研走访的基础上，今年初中国煤矿尘肺病防治基金会还向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麻庄河村44名尘肺病农民工捐赠了价值16万多元的治疗药品和医疗级家用制氧机，并从尘肺病患者中筛查出10名符合肺灌洗的农民工患者，在铜川矿务局中心医院进行了肺灌洗治疗。
除中国煤矿尘肺病基金会外，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等社会组织也在救治尘肺病农民兄弟、推动尘肺病防治等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
尘肺病是农民工兄弟不能承受之重，也不应该由其独自承担。从预防到诊断，再到追偿，我们希望尘肺病农民工兄弟少遭遇些难题；而从用人单位到当地政府，再到社会团体，我们更期待一个相互督促、相互合作、高效灵活的救治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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