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德里到纽约，席卷全球的疫情不只是在夺取人的生命和生计。它还动摇了美国例外主义的基本假设——凭借价值观与国力的巨大影响而成为全球领导者和世界榜样的美国，在二战后数十年扮演了一种特殊的角色。
如今它领先的地方却大不相同：超过84万名美国人被诊断患有Covid-19，至少46784人死亡，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多。
随着灾难的展开，特朗普总统和州长不仅在争论该做什么，还在争论谁有权这样做。特朗普对科学顾问敦促采取的安全措施提出了抗议，几乎每天都在就病毒和政府的应对给出不实陈述，而本周，他以病毒为借口停止向寻求移民美国的人发放绿卡。
总部位于巴黎的蒙泰涅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的政治学家和高级顾问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ïsi)说：“美国的表现不是差，是指数级的差。”
莫伊西指出，疫情暴露了几乎每个社会的优点和缺点。它显示了一个专制的中国政府对武汉市的封锁强度，同时也带来了对信息的压制。它显示了德国深厚的公众信任和集体精神的价值，也突显了德国不愿挺身而出领导欧洲。
在许多欧洲人眼中，在美国的疫情暴露了两个并存的重大弱点：特朗反复无常的领导——他贬低了专业知识并且常常拒绝听从他的科学顾问的建议，以及缺乏健全的公共卫生保健系统和社会安全保障。
“美国在准备的是另一种战争，”穆伊斯说。“它为新的9·11做了准备，但是来的是病毒。”
“这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本末倒置的不良大国？”他问。
自从入主白宫并将“美国优先”变成其政府的指导方针以来，总统动不动威胁要拆散数十年的联盟，撕毁国际协定，欧洲人不得不去适应他的这种随心所欲。他早已称北约是个“过时”的东西，并让美国撤出了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朗核协议。
然而，这一次的疫情，可能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无人向美国寻求领导的全球危机。
在柏林，德国外交大臣海克斯·马斯(Heiko Maas)也这么说。
马斯最近对《明镜》周刊(Der Spiegel)说，中国采取了“非常专制的措施，而在美国，这种病毒久久没有得到正视”。
马斯说：“这是两个极端，它们都不能作为欧洲的榜样。”
曾经，美国带来的是希望的故事，不仅是带给美国人。像马斯这样在冷战前线长大的西德人熟悉这个故事，和世界上许多其他人一样，也相信这个故事。
但是近30年后，美国的故事陷入了困境。
这个国家在75年前帮助欧洲击败了法西斯，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捍卫了欧洲大陆的民主，如今在保护自己的公民方面却不如许多独裁和民主政体。
但是批评家们现在看到，美国不仅不能领导世界应对危机，还辜负了自己的人民。
“美 国没有全球领导，也没有国家和联邦领导，”哈佛国际发展中心(Harvard’s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增长实验室主任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美国领导力在美国的失败。”
当然，病毒也使欧洲的一些国家不堪重负，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的Covid-19死亡数的人口百分比远高于美国。但是它们受到的打击更快，做准备和应对的时间更少。
美国和德国在应对上的差异尤其令人吃惊。
尽管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因在欧洲未能发挥足够有力的领导作用而受到批评，但德国采取的近乎教科书式的应对——至少在西方标准上如此——受到赞誉。这要归功于强大的公共卫生保健系统，还得益于大规模检测战略以及可信和有效的政治领导。
默克尔做了特朗普没有做的事情。她清晰并诚实地对待她所面临的竞选风险，而且反应迅速。她让所有16位州长跟她并肩作战。作为科班出身的物理学家，她遵循科学建议，并从其他国家的最佳实践中学习。
默克尔不久前宣布这将是她的最后任期，被认为大势已去。而现在她的支持率是80％。
加顿·阿什说：“她拥有科学家的头脑，和一个牧师女儿的心灵。”
特朗普急于在大选年重启经济，已任命一个企业高管小组制定解除封锁的路线图。
默克尔也和所有人一样，想找到一条出路，但本周她警告德国人保持谨慎。她正在听取来自德国国家科学院的26名学者组成的多学科小组的建议。该小组不仅包括医学专家和经济学家，还包括行为心理学家、教育专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宪法专家。
“你需要全方位地应对这场危机，”该学院院长杰拉尔德·豪格(Gerald Haug)表示。“我们的政客明白这一点。”
豪格是气候学家，曾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做过研究。
他说，美国拥有一些世界上最杰出以及最聪明的科学人才。“区别是，他们的意见没有被听取。”
“这是一场悲剧，”他接着说。
一些人担心，大流行之后各国的历史将如何书写，目前还远远看不出端倪。
历史学教授加顿·阿什(Garton Ash)说，大流行是对政治制度的一种非常具体的压力测试。军事力量的平衡完全没有改变。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且，在经历了严重的衰退之后，全球究竟哪个地区最具备启动增长的能力，还完全是个未知数。
“所有经济体都将面临可怕的考验，”他说。“没人知道最后谁会变得更强。”
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的法国研究员本雅明·阿达(Benjamin Haddad)写道，虽然大流行正在考验美国的领导地位，但现在判断是否会造成长期损害还“为时过早”。
“美国可能会援用意想不到的资源，同时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在外交政策上达成一种国家团结，美国目前缺乏这种团结。”
莫伊西指出，短期内还有一个不确定因素。美国将在11月举行大选。这件事，加上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后果，可能也会影响历史的进程。
大萧条催生了美国的新政。莫伊西表示，或许新冠病毒会让美国引入一个更强的公共安全网络，并在建立更易得的医疗保健方面达成全国共识。
“欧洲的社会民主制度不仅更人性化，还让我们比实行残酷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国更有准备，更适合应对这样的危机，”莫伊西说。
一些人担心，当前的危机可能会像一个历史的加速器，导致美国和欧洲影响力更快地下降。
“我们将在2021年的某个时候走出这场危机，然后到了2030年，”莫伊西说。“世界上亚洲的成分增多，西方减少。”
加顿·阿什说，美国应该从一长串帝国兴衰的故事中得到一个紧迫的警示。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他说。“这是世界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故事，一段时间后，一个大国会衰落。”
“你积累了很多问题，因为你是一股强大的势力，因此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容纳这些机能的失调，”他说。“直到有什么事情发生，搞得你不能继续这样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