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时间：2019-10-13 来源：新语丝作者：方舟子条评论

原题：究竟有没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我发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联想》之后，有些人仍然认为“华人与狗
不得入内”的说法是以讹传讹，历史上没有这么一块把华人与狗并列的牌子。有
一位说：“对这个话题，腾讯‘今日话题·短史记’栏目的考证很详实，这个栏
目的长期口碑也很好。”附了这个考证的链接。我看了该文（杨津涛《真有“华
人与狗”的木牌吗？》），其结论是，在上海租界内，外侨对华人的歧视确实存
在，但是这块牌子是不存在的。那么为什么那么多名人都说亲眼见过这块牌子呢？
作者认为或者是“道听途说，将之作为宣传政治观点的一种佐证”，或者是记忆
出了偏差，“中国人在近代遭受列强歧视的集体记忆，逐渐渗透到了个体记忆之
中，并对个体记忆作了‘修订’。”也就是说，这些名人在多年后回忆时集体发
神经，把想象当成了事实。

但是这两条理由都不适用于周作人。我们再来看一下周作人在1903年9月11
日的日记里的说法：

“上午乘车至高昌庙，晤封燮臣，同至十六浦。途中经公园，地甚敞，青葱
满目。白人游息其中者无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国人不得入。门悬金字牌一，大书
‘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哀我华人与犬为伍。园之四周皆铁栅，环而窥者甚多，
无甚一不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

这是周作人记载其亲身经历，不是道听途说，也不是多年后的回忆，而是记
载当天的见闻，不存在记忆出错的可能。周作人的这则日记，是关于这块牌子的
最早记载，也不存在受他人文章影响而出现错觉的可能。周作人的日记是写给自
己看的，本来没准备发表（上世纪60年代周作人把日记卖给鲁迅博物馆，别人才
能看到。在卖之前周作人剪掉了一些不想让人看的字句，可见他写日记和《雷锋
日记》不一样，不是有以后发表的打算的），不存在有意编造用以控诉帝国主义
罪恶的动机。何况周作人记载此事的目的倒不是要揭露华人在租界受歧视，而是
感叹华人对此歧视无动于衷，“奈何竟血冷至此！”

作者不是不知道周作人日记的记载，其文中有一个关于这块牌子的各种说法
的列表，第一条就是周作人的这则日记。然而作者在正文分析中却根本不提这则
日记，想必也知道这则日记的存在让其论据、结论全部失效，所以就假装其不存
在了。

这块牌子没有实物或影像资料存世，当时的公园管理条例的牌子倒是存有照
片，共有十条，其中一条是“这些公园供外国人使用”，还有一条是“狗与自行
车不得入内”。于是有人就认为关于那块牌子的说法是根据这两条规定编造出来
的。在他们看来，有了园规牌子，就不可能再有警示牌子？园规订得详细，游客
很少有人会去看，把容易违反的关键部分做成大字警示牌子广而告之，不是很常
见的做法吗？现在中国公园的入口处也会有“入园须知”的牌子，里面大抵会有
“禁止踩踏草地”之类的规定，但草地上通常还会再插“禁止踩踏草地”的牌子，
难道能说这种牌子不可能有，是根据“入园须知”想象出来的？

对这块牌子的具体措辞各家说法略有不同，这可能是因为时隔多年后的回忆
与事实有出入，也可能是有不止一块牌子。1949年之后具体措辞趋于一致，都成
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要归功于政府强大的宣传机器的影响。周作人日记
的记载最早，记的又是当天的见闻，那么其说法应该是最准确的，牌子上写的是
“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当然，这不排除在别的时候、别的地方还有别的牌子
写的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既然连否认这块牌子的存在的人也承认上海租界的公园曾经同时禁止过华人
和狗进入，那么为什么要无视基本事实和逻辑，断然否认有过这么块根据园规立
的牌子呢？意义何在？难道是为了说明中国的名人喜欢一起撒谎或是集体发神经？

2019.10.3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联想

.方舟子.

《环球时报》公众号“补壹刀”发表《苦难和屈辱中，他如何看到一个“可
爱的中国”？》，提到方志敏《可爱的中国》回忆他在上海法国公园见到有牌子
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几个字时发挥说：

【这块牌子，不但成为方志敏，也成为压在所有中国人精神上一块必须打碎
的巨石。鲁迅说：“哀我华人与犬为伍。园之四周皆铁栅，环而窥者甚多，无甚
一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郭沫若说，“印度人都可以进出自由，只有我们华
人是狗！”，“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狗的时候便可以进去
了”。】

其中引用鲁迅的话并不是鲁迅说的，而是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在1903年9月11
日的日记里说的：

“上午乘车至高昌庙，晤封燮臣，同至十六浦。途中经公园，地甚敞，青葱
满目。白人游息其中者无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国人不得入。门悬金字牌一，大书
‘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哀我华人与犬为伍。园之四周皆铁栅，环而窥者甚多，
无甚一不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

在我指出这个错误后，“补壹刀”很快将文中“鲁迅”改成“周作人”。如
果作者事先知道这段话是后来成为汉奸的周作人说的，想必不会引用，至少不会
将其放在郭沫若之前。

不仅方志敏、周作人、郭沫若，连孙中山都提到这块牌子，把它作为中国人
在自己的土地上受歧视的铁证。曾经有人怀疑这事是编造出来的，但有那么多名
人都说自己亲眼所见，虽然具体措辞略有差别，无必要怀疑他们集体作伪证，尤
其是周作人是在本没打算公开的日记里记载当天经历，更没作伪的动机。

外国人能在上海的公园立这块牌子，是因为那里属于外国人统治的租界。在
租界里华人本来就是二等居民，受歧视、受欺压的地方多了，不能进某个公园游
玩，反而是件比较小的事。这块牌子之所以让当时那么多名人愤慨，恐怕不只是
因为华人不被允许入内——如果牌子只是写“华人不得入内”，未必会引起那么
大的不满——而是因为华人被与狗并列，所以周作人说“哀我华人与犬为伍”，
郭沫若说“只有我们华人是狗”，都是因此而发。

中国文化把狗视为邪恶动物，有无数贬义词与狗有关，将华人与狗并列，自
然就视为是对华人的莫大侮辱。但西方并没有这种恨狗文化传统。在西方人心目
中，狗是友好、忠诚的动物，很少用狗来侮辱人。例如美国有些场所写着“小孩
或狗不得入内”，有人会觉得是歧视小孩，但不觉得是用与狗并列来侮辱小孩。
可见，“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固然是歧视华人，却未必是故意用狗来侮辱华人。
当然，在一个恨狗的地方这么写，即使不是有意侮辱，也是不了解或没有考虑到
当地人的感受的不近人情。

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冲突。在国门初开，中西刚开始以一种畸形的方式接
触时，这样的冲突是难免的。即使在现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了，或有形或无形的
墙仍然在阻碍着中国人了解世界，墙内仍然有很多人习惯于用中国式思维理解外
国事务特别是美国事务，抬头看到的只是井口大的天，甚至翻墙出去了，也还要
背着井到处跑。

2019.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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